“礼仪”一词，源自于周礼。
周王朝之前的华夏族，其实是比较“迷信”的，商王朝就是典型代表。那时的商王，不仅自诩“天命神授”，而且几乎在下所有决定前，比如是否该打仗、自己身体不舒服是出了什么问题等等，都会让专业人士（祭司）先行占卜。
但这并不能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商纣王为了平定东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后更是迁移了十余万百姓与东夷人混住。从长远来看，这一举动也许是正确的，但在客观上使得商王朝的国力空前虚弱；其后，在战俘与周武王的内外夹击之下，商王朝惨败而亡。
而周人本来也信神鬼，但在周王朝建立后，他们吸取殷商的灭亡教训，体会到了稳定人心对政权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周王朝统治者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大幅修正，创新性地提出了德”的重要性，认为“德”体现上天意志，“敬德”即“敬天”，因此他们推崇“敬德保民”。
周公
按照上述出发点，周公旦对殷商及之前的礼乐进行了全方位的整理、改造；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系统化的社会行为规范乃至制度体系，这就是后来孔子以及儒生们推崇的“礼乐文化”：“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礼乐文化典籍（《易》、《诗》、《书》、《礼》、《乐》等）涵盖了天地人文、典章制度、仪表规范、文化素养、人生哲学等等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的准则。再加上分封制的实行，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级尊卑鲜明，各阶层各安天命，使得周王朝延续了数百年。
而起初那些为贵族阶层提供礼乐服务的专业人员，就是“儒”的前身。到了春秋时期，有感于“礼崩乐坏”，孔子对周礼进行了全方位的完善与全新解读，并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流派：儒家。
经过秦朝的摸索、楚汉相争的战乱后，到了汉武帝时期，结合现实的发展及客观形势的需要，董仲舒等人对儒家理论进行了再度完善，并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由此正式确立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即以法家为内核、以儒家为外包装，刚柔并济的治国思路。这也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儒家的哲学思想、行为规范，已经深深地烙进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
而在同时期，其他文明则要么被野蛮无情打断，要么仍未摆脱迷信鬼神的束缚，与中国的体系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相比较之下，我们无愧于礼仪之邦。
如今在世界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则是典型的“后起之秀”。在希腊、罗马等古典文明覆灭后，西方世界处于长时期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之中，政教合一，宗教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几乎压倒性的统治地位。而西方的宗教本质上是野蛮的，他们从不拒绝对异教徒进行花样百出的血腥屠杀。
西方的文明实现真正突破，则是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后。而在启蒙运动开展时，西方的思想家对当时东方的文明体系仍处于顶礼膜拜的状态。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但他曾在乾隆七年（1742年）这样感叹:“就算是不为中国人的种种优秀品质而痴迷的人也能认识到……他们的帝国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
美国的著名中国史研究学者乔纳森·斯宾塞也这样说：“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思想家认为，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值得欧洲人借鉴的地方，比如关于人生的思考、品行、学识、涵养、高雅艺术以及生活艺术”。
当时，欧洲的诸多王室中兴起了中国风，甚至建设了众多的中式建筑，以体现他们对东方文明的神往。
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欧洲很快对东方形成了代差的优势。实力决定一切、落后就要挨打，面对绝对的实力碾压，满清政府不堪一击，西方对中国的心理自卑彻底成为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近代，甚至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