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解体，不仅让社会主义国家悲伤，也让美国中情局陷入了一片苦海，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意识形态对于苏联的意义。
早晨听新闻时无意听到某某去世，终年91岁。正想着老一辈的革命家应该走得差不多了吧，再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前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终究也去了。
他去世的消息让人感觉有些突然，也有些淡然。
突然的是，那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这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且不说当年的政治影响，年少时玩街机的画面都还历历在目。大力士胜利后共舞的人群中，领头的就是这位脑门上留着显著印记的人物。
淡然的是，前苏联成为历史名词已经有一段时间，往日的荣光再也回不去了。这些伴随荣光的历史人物早已静悄悄地呆在历史的角落，是生是死，已为人所淡忘了。
不过，当年苏联解体的消息，的确来的是让人那么猝不及防。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的解体，不仅让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一场震撼，也让美国情报界遭遇了一场危机，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
因为世界上拥有最庞大的苏联研究机构和最强大的情报系统的美国，竟然没有丝毫能力预见到苏联的解体。
一时间，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猛烈攻击中央情报局，批评它是“最愚蠢无能的政府机构”，“从没对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做出过正确判断，在苏联解体上尤其无能”，“让国民为他们愚蠢而昂贵的错误买单”，“未能完成既定使命”。
参议员莫伊尼汉甚至提议将中央情报局解散，将其并入国防部的情报部门中。
美国人那时究竟为何丧失了这方面的预判能力？
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对手的高估。当两个国家处于持续而激烈对抗时，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失败的代价要低得多。
因此，在国家间对抗中，低估对手的实力绝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宁可高估，绝不低估”的竞争心理在美苏冷战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苏联这个国家得以成立的根基认识不够。
历史上的苏联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它的建立既不是依靠民族纽带、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更不是依托什么宗教思想，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
美国情报界和战略界并非没有注意到苏联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的变化动向正巧与其期待的“和平演变”方向基本契合，因此他们忽略了苏联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
这也就导致他们看不到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
如此一来，即使一些有识之士观察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松动，也难以预见这一问题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对前苏联意识形态造成最直接严重冲击的，却是他们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新思维改革”。
“新思维改革”就是要把“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变成苏共三大“革命性倡议”。
他的初衷是让苏联在自我否定中完成自我进化。但结果是，前苏联在一路自我否定中走了下去，再也没有回头。
引进多元论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引发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笼。
“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
各种反对思潮也趁机出台，并利用苏共曾经的历史错误大肆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越改越乱、苏联颓势渐渐凸显时，美国战略界开始预测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并推算可能的四种走势：
一、苏联完全充分解体，但过程和平，解体后转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是他们最希望的结果）
二、苏联维持一个松散的联盟，拥有一个形式上的中央，以保持控制核武器，同时放松对加盟共和国的管制；（这是他们愿意接受的结果）
三、苏联以血腥暴力的方式解体，战争和冲突蔓延到边界之外；（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四、苏联避免了解体，经济止跌回升，实现中兴，并再次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 （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结果）
美国人梦寐以求的第一种走势太理想，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他们一直选择第二个走势作为“奋斗”目标，却意外得到最想要的结果。
意识形态，是一种形态，更是一个阵地，一个灵魂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