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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是“十五年战争呢”？
“太平洋战争”名称的广泛流传
1945年12月15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道名为“神道指令”的行政命令，其中一条要求其“废止公文书中一切与国家神道、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紧密关联的词汇与用语，例如‘大东亚战争’‘八纮一宇’等等”。“大东亚战争”遂成禁语。一时间，日本政府语塞，只能模糊地称之为“这次战争”（今次の戦争）。
所谓“大东亚战争”，起源于1941年12月10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中的一份决议：“考虑到对英美的战争以及今后随着形势而展开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的，一并称为‘大东亚战争’。”此前，由于日本政府、军部在对美开战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战略上也十分混乱，故在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的作战计划中，就混杂着“对英美荷蒋战争”“太平洋战争”“兴亚战争”等种种称呼，最后考虑到苏联参战的可能性，才定为“大东亚战争”。但是，关于“大东亚战争”是否也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或者1937年的“七七事变”，还是专门指1941年以后对中美英各国的战争，即便是到了战后，日本内部也是莫衷一是。
左图：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驱车拜访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右图：GHQ总部，原第一生命大楼，位于东京皇居附近
鉴于“大东亚战争”的意识形态问题，日本民间的新闻报纸大多以美国方面的称呼“太平洋战争”来规避新闻审查制度。但“太平洋战争”也并非美国的原创，除去在旧海军军令部既有的称呼，它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日本翻译出版的各式各样的“日美未来战争物语”。例如堀敏一翻译的《太平洋战争》（民友社，1925年）、石丸藤太翻译的《太平洋战争及其批判》（文明协会事务所，1926年）等等属于此列。此时期，由于日美两国在移民问题上种族主义矛盾愈演愈烈，关于美日开战的文学作品、漫画等等迎来了一个高潮时期。只不过在此时，美日间的“太平洋战争”仍然是处于想象的阶段。但这一称呼，不论是在想象还是在现实中，都淡化了中国战场重要性。
民友社《太平洋战争》书影
日美关系讽刺漫画（饭仓章书，pp. 237、239）
在此背景下，哲学家鹤见俊辅于1956年1月于《中央公论》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首次提出了“十五年战争”这一说法，并于同年7月的《日本知识人的美国观》中进一步阐释：“日本人一般将此次大战一分为二，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北中国事变’等对中国的战争，以及与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国的战争，且只是觉得后一部分糟糕透了。这种对战争进行分别的认识，其战争责任也几乎被暧昧化了。”“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报纸上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北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也是零零散散传过来的。之所为会让我们这么认识，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们刻意为之。如今这类区分方式我们已经无必要继承下去了”，应该“将昭和6年（1931年）到昭和20年（1945年）的一系列战争进行统一的命名”。
家永三郎与鹤见俊辅
鹤见俊辅的见解非常深刻，富有洞见，但“十五年战争”在20世纪50—70年代仍然没有普及。例如，家永三郎虽然明确支持，但其书名仍然是《太平洋战争》（岩波书店，1968年）。“严格说来，应该称之为‘十五年战争’……但‘十五年战争’这一称呼……现在并不为人熟悉，不具备通用性”，因而采取了当时广为熟悉的“太平洋战争”。同时期采用“太平洋战争”为书名的具备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大致而言有以下几种：
青木得三，《太平洋战争前史》（全6卷，1950—1952年，世界和平建设协会及学术文献普及会）
日本外交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原因论》（新闻月鉴社，1953年）
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全5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53—1954年）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全8卷，朝日新闻社，1962—1963年）
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中央公论社，1965—1966年）
林茂，《日本的历史 25 太平洋战争》（中央公社论，1974年）
由此可见，不论是主流的学术界，还是一般的图书市场上，“太平洋战争”概念在此时期都比较被接受。
“大东亚战争”名称的死灰复燃
1952年，随着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国解除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大东亚战争”的名称也死灰复燃。1953年，原参谋本部作战科课长服部卓四郎出版了四卷本的《大东亚战争全史》（鳟鱼房）。此后种种冠以“大东亚战争”标题的文章与著作也层出不穷。他们拒绝“太平洋战争”的提法，一方面是因为在感觉上，那是美国强加的命名方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客观因素，即“太平洋战争”在19世纪已经发生过了。例如1879—1884年玻利维亚与秘鲁联合，同智利爆发争夺硝石资源的“太平洋战争”（西班牙语la guerra del Pacifico；葡萄牙语la guerre du Pacifique）。如果从世界战争史的立场来看，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的命名权确实值得再次斟酌。
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签署条约《旧金山和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各方使用“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也大相径庭，既有服部卓四郎那样将它作为“旧历史名词”加以使用的，也有林房雄那种要求全面复活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64年）。还有竹内好那种历史哲学意味的用法。即，虽然“大东亚战争”以“自卫与东亚安定为名”而发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也有“日本人作为亚细亚主体性的考虑，将亚细亚的命运打开，且将其转移至自己的路线”这样一种“固有的性格”。所谓要区分“对于亚洲的战争”与“为了亚洲的战争”。
竹内好将“大东亚战争”与“近代的超克”联系起来思考，其具有的悖论性质，在子安宣邦的著作中有充分论证，兹不赘述，只是想提醒读者注意，“大东亚”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由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期间，根据“东亚新秩序”这个政治任务而提出的新概念。它不是明治期间流行的“东洋”概念的延续，而是伴随着武力在短时间内炮制出的地政学概念。战后日本以“东亚细亚”（“東アジア”）取代了原本汉字标记的东亚（“東亜”），凸显其参加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决心。日本政府也弃用了“大东亚战争”这一提法，基本上在公开的演讲与文书中，多使用“前一次大战”“不幸的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看上去不带价值色彩的命名方式。
“十五年战争”概念的提出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看上去“中立的”“客观的”词汇使一部分日本人容易联想到欧洲战场，淡化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责任意识。在这种背景下，鹤见俊辅提出的“十五年战争”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鹤见俊辅承认，这种提法最开始受到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将“一战”（1914—1919年）与“二战”（1941—1945年）合二为一，看成是一次总体性战争的“三十年战争”的影响。但是，学界对于他在时间的计算方法却存在着若干异议。例如军事史专家秦郁彦指出：“准确地计算满洲事变到日本战败的时间是13年11个月，满打满算也只有14年。我知道鹤见俊辅是这一用语的创始人，因此前些时候曾与他本人核实。他本人则承认是算错了。”
但江口圭一认为，事实上，“十五年战争”在时间上其实也是准确的。“十五年战争所指的十五年，是采用1931年至1945年横跨十五个年份的计算方法，如同按虚岁计算年龄一样，它是日本人创造的富有生活实感的语言。”“1931年是战争的第一年，1932年是第二年，1940年是第十年，那么1945年就是第十五年。”
江口圭一与《十五年战争小史》及其中文版翻译
可以说， 自1982年发表论文《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历史学研究》，第511号）以来，江口圭一成为了“十五年战争”史观最坚定的捍卫者。从其学术生涯来看，有两件事情促使他在理论上的转换。其一是他在1981年访问中国时，参观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后，痛感到日本人的战争罪责。其二是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写成“进入”引发的巨大争议。他感到在当时日本学界，不论是法西斯批判理论还是民众史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尽管在现实中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政策上的诸多不一致，但依照‘法西斯主义’论，日本统治阶层都是整齐划一的，甚至有人认为天皇制简直就像是为了侵略他国而存在似的。不仅如此，在民众史方面，都是描写先进的、对近代权利意识敏感的民众，却忽略了民众究竟对战争提供了多少支持”。
在这种思路下，江口的“十五年战争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尽管承认十五年间的偶然因素，但整体上将其作为一场战争进行把握的。其二是发现了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其三是提出了“两面帝国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外务省、元老、宪政会、民政党”被划归为“美英协调路线”，他们以依赖欧美为前提，试图在中国获得权力和利益，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军部和政友会试图摆脱依赖状态寻求“自立”的这种姿态，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二者的矛盾导致了战争的断续与长期化。
此时期，日本涌现了一批“十五年战争”的史学成果，具体如下：
历史地理教育学会，《特集 历史地理教育 如何思考十五年战争》（1973年12月）
远藤三郎，《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日中书林，1974年）
伊藤隆，《日本的历史30 十五年战争》（小学馆，1976年）
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全三卷，1977—1979年）
黑羽清隆，《十五年战争史序说》（三省堂，1979年）
今井清一，《体系・日本现代史2 15年战争与东亚细亚》（日本评论社，1979年）
江口圭一，《昭和的历史4 十五年战争的开幕》（小学馆，1982）
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
藤原彰、今井清一编，《十五年战争史》（全四卷，1988—1989年）
大杉一雄，《日中十五年战争史：为何战争会长期化》（中公新书，1996年）
藤原彰，《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青木书店，2003年）
加藤淑子，《斋藤茂吉的十五年战争》（みすず书房，2009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我第二十九军还击日军
“亚细亚・太平洋战争”
但是，“十五年战争”依然面对着一些理论上的局限性。例如，藤村道生与臼井胜美认为，“十五年”这种概括性的提法无法解释战争的偶然性。例如，“九一八事变”是前线将领贸然发动的“军事政变”，“与国家意志无关”。但七七事变与太平洋战争则是“遵照大本营命令”发动的。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外交方面，“十五年战争”的提法也有轻视欧洲战场的意味，它不具备“高度国际关联意识的认识框架”。此外，坂野润治还指出，战前日本已经有了一个“经济大国”的自我认识，导致战争爆发的不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落后”，而是因为“经济的急速增长”。
帝国时期大本营陆军部与海军军令部
与其说“亚细亚・太平洋战争”的提法是为了取代“十五年战争”的提法，不如说木坂顺一郎是在继承了江口圭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木坂顺一郎反复表示，“我支持江口圭一”。“第一个理由是，尽管这三场战争所处时期的领导者有所交替，并战争政策时而出现动摇、徘徊及曲折，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一贯坚持侵略的立场，妄图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帝国，因而最终先后导致了这三场战争的全面爆发及扩大。第二个理由是，前方战争所产生出的矛盾酝酿了新的战争，形成三场战争之间密切的因果关系。第三个理由是，中国在耗时15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三场连续战争中最为庞大的力量。”
此外，针对臼井胜美和藤村道生对“十五年战争”的批评，木坂顺一郎也认为缺乏事实根据。“自1935年5月开始实施分离华北计划，日本陆军省在题为《塘沽停战协定》中并未认为‘九一八事变’已经结束。……当时的华北分离工作成了导致‘九一八事变’继续发展为日中战争的直接契机。另一方面，此间在东三省‘贼匪’出现数次，1933年为13072次，1934年为13395次，1935年增加到39150次，1936年为36517次。在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中国的抗日组织采取了游击战术，从未间断抗日。”由此可见，臼井胜美和藤村道生等认为 “‘九一八事变’自塘沽停战协定以来便宣告结束以及主张‘九一八事变’与日中战争没有任何联系而完全属于另外一场战争的论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一种谬论。
左图：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右图：1945年9月9日，日军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投降
应该说，木坂顺一郎的“亚细亚・太平洋战争”与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是从空间与时间上相互补全了各自的研究缺口。因此，“亚细亚・太平洋战争”也获得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具体如下所示：
森武麿，《日本的历史20 亚细亚・太平洋战争》（集英社，1993年）
吉田裕，《亚细亚・太平洋战争》（岩波新书，2007年）
吉田裕、森茂树，《战争的日本史23 亚细亚・太平洋战争》（吉川弘文馆，2007年）
成田龙一等编，《岩波讲座亚细亚・太平洋战争》（全八卷，岩波书店，2005—206年）
吉田裕等编，《亚细亚・太平洋战争辞典》（吉川弘文馆，2015年）
结 语
木坂顺一郎认为，在日本，一般而言对战争的命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以交战国名命名：美英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中日战争、苏德战争。
（2）以战争期间命名：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
（3）以交战区及方位命名：北方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南北战争、南美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太平洋战争、第一次至第四次中东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4）以战争当事者及其象征物命名：玫瑰战争、德国农民战争、胡格诺战争。
（5）以战争规模命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6）以战争的起因及目的命名：荷兰独立战争、西班牙继承战争、奥地利继承战争、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意大利统一战争等。
左图：1945年8月14日，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右图：同年12月，近卫文麿畏罪自杀，时54岁。
从这些例中可以看出，各项分类中的战争名称大多含有价值判断性质。特别是在（6）项的战争中，荷兰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意大利统一战争均具备各自国家要求独立统一的良好愿望，它们包含着人类史上具有普遍性和进步意义的价值观。它有助于人类进步，因而被生活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以各种方式公认为正确的。因此，木坂呼吁，“在使用具有价值观的称谓时，要首先考虑其称谓能否顺应包括战争当事国民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情感，而不应仅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孤芳自赏的态度肯定侵略，此乃违背历史进步的倒行逆施”。这一点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安井三吉，《十五年戦争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呼称の創出とその展開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第37号，中国現代史研究会，2016年5月12日，pp.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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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势弘志，葛睿译，《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前世今生》，《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3月，pp.140-148.
木坂顺一郎，谭露译，《十五年战争的性质及其称谓问题》，《日本研究》，1993年7月，pp.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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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
坂野潤治，《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構造と変動》，岩波書店，1993年。
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子安宣邦，《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杨栋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作者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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