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道光年间，鸦片之祸愈演愈烈，道光皇帝旻宁一筹莫展，于是他向大臣们下发谕旨，要他们积极的献言献策，以解圣忧。
1836年5月的一天，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交奏折，奉上自己的解决方案，大意是，既然中国的鸦片贸易久禁不止，屡禁不绝，不如转变工作思路，将鸦片像其他货物一样纳入管理，课以重税。但为防止白银外流，只准洋人以以货易货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同时，应该放开国内鸦片种植，以减轻对洋药的需求。对于民间的吸食行为，许乃济认为，这些都是游惰无志，无足轻重的莠民，就任他们自生自灭好了。但要严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鸦片，以免动摇国家的根基。
这就是中国近代禁烟运动中所谓弛禁派的观点，说白了，就是将鸦片合法化。以今日观念视之，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在当时，许乃济并不孤立，而是得到一批官员的支持，比如卢坤（就是上期我们讲到的和律劳卑斗法的那位），还有邓廷桢（就是后来在广州和林则徐一起禁烟的两广总督），还有琦善（时任直隶总督），有意思的是，这些地方大员都曾亲历禁烟一线，对鸦片之弊，查禁之难，心里都是门清。
如果大家认为这些满清官员颟顸无知，见识有限，可能不靠谱。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克思的看法，在马克思写于20年后，也就是1858年的专栏文章《鸦片贸易史》中，专门提到了许乃济，虽然在道德上，马克思并不赞同许乃济的观点。但站在客观的经济角度，马克思这样说：“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
而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无力禁烟，鸦片贸易在事实上合法化了，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种植国，甚至开始出口创汇，鸦片生意成了晚清乃至民国的支柱产业。
而在当时的1836年，中国的弛禁论开始流传，一些鸦片贩子为之欢欣鼓舞时，某些大烟商，如外号铁头老鼠的渣甸，就冷静的指出：“就我们自身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好处”。
另一个鸦片头子马地臣也说：他最盼望清廷禁烟，越禁，鸦片的价格就越高，自己赚的也就越多。
所以，像马克思这样的经济学家，和在行业内摸爬滚打多年的鸦片商人，都看穿了清廷禁烟的本质，当时中国自上而下，已经在利益上和鸦片贸易深度捆绑，鸦片的利益已经渗透进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和国外的烟片贩子是共犯关系，以清朝腐败的吏治，和糟糕的执行能力，根本无力杜绝鸦片之患。
因为以前鸦片都是作为药物进口，在嘉庆皇帝禁烟之前，清廷的国库还能得到一份不菲的收入，而禁烟之后，国家一根毛也捞不到，进入中国的鸦片反而越来越多。
所以理性看待许乃济的建议，无论合理不合理，也必须承认他并非为自己的私利，而是确有老成谋国之心。实际上，道光皇帝一度对许乃济的主张很感兴趣。而许乃济的说法，实际上等于把鸦片难以禁止的问题摆在明面上，就很容易招致攻击，很快，他就遭到“道德派”的诘难，有人慷慨激昂的说：不能因为对鸦片禁止不力而成为弛禁的借口，犹如不能因为大堤上有几个溃口就任其垮塌，而禁毒之事一旦绥靖，日后将再难禁绝，所以，不但不能弛禁，还要加大力度，对贩毒行为进行全方位打击。
这话说的有毛病没有，一点没有，完全符合道德，也符合儒家的理念，但有用没有，没用。这些都是正确的废话，调门唱的再高，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果鸦片真能杜绝，何必拐弯抹角的说什么弛禁呢？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又有一个人改变立场加入了弛禁派，并说出了足以震碎你三观的话，这个人，人人都知道，但人人都想不到，他是谁，咱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那么，为什么清朝禁烟那么难呢？咱们就进入当时的社会，直观的考察一番。
首先，对于鸦片，当时在全世界都是泛滥的，并非只流行于中国，比如拿鸦片霍霍中国人的英国人，自身对鸦片滥用也很严重，他们不像中国人用烟枪进行吸食，而是把鸦片制成酊剂来口服，英国人把这个鸦片酊当成万能神药，取代了放血疗法，啥病都用它来治。这个鸦片酊不仅成年人离不了，他们甚至拿来给婴儿服用，你没听错，就是吃奶的婴儿，只需要少量的鸦片酊，就能让婴儿沉睡，把大人解放出来去做工，而万一过量呢，这婴儿可能就醒不过来了。另外英王乔治三世也是个瘾君子，就是派马戛尔尼访华的那位。他后来因为服用太多鸦片而陷入疯狂，成了现实版的“李尔王”。所以，愚昧是整个人类在蒙昧时期的共同特点，不分中外。
在今天，鸦片和其他毒品一样，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目光来看待历史，鸦片被世界全面认识到其危害性，要到20世纪以后。所以当时的鸦片走私行为在道德层面，最多就和现在走私烟草差不多，没有现在走私毒品性质那么严重。
那么在清朝，鸦片不仅是一种药品，而且已经成了一种十分兴盛的文化。最初，中国人是吸食用鸦片液浸泡过的烟草，后来，一些富裕的人开始吸食纯鸦片，来当成身份的象征。要知道在当时，抽大烟是有很强的社交属性的，人们所使用的烟具常常镶金缀玉，追求精美奢华，有很高的鉴赏性，就是烟客们身下的卧榻，也往往是珍贵的红檀木制成。最早，抽鸦片是有身份、有钱、有闲之人的时髦享受，烟馆和勾栏，戏院、赌场等结合起来，共同形成清朝时期特有的萎靡之风，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当时的八旗子弟不事生产，以“票戏捧伶藏野玉，斗鸡走狗玩蛐蛐”为生活常态不无关系。
为什么鸦片在全世界泛滥，但唯独对中国社会祸害最深呢？可能鸦片这东西恰好就契合了晚清社会的文化属性。就是道光皇帝旻宁，在当皇子的时候，就是一个瘾君子，他甚至称赞鸦片为如意，抽爽的时候，还赋诗一首：“目端萦竹雾，鼻观度兰芬。吐纳香偏馥，升沉意颇殷。凝时疑海澨，霭处出山云”。各位感觉一下道光的文采？如果写的不是鸦片，我觉得这诗真的还不错。
那么上行下效，抽大烟逐渐在整个中国社会流行，有钱的抽洋烟，没钱的抽土烟啊，土烟就是当时国产的鸦片，虽然土烟品质不好，但胜在便宜，后来就连贩夫走卒们也能在劳苦之余来上两口，以缓解疲劳。我们必须承认，在当年那个医学落后，人们生活困苦，精神压抑的时代，鸦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的舒缓剂，甚至被认为有益于身心健康，被誉为“福寿膏”，所以整个社会对它产生了庞大的需求，这种需求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身体上的，而就在鸦片对整个国家产生严重的危害，政府开始查禁时，仍不能阻断这种需求。
同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俄罗斯和美国在历史上的禁酒运动，最后也是弄得一塌糊涂。所以，自发的经济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很难完全受行政力量所控制。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鸦片从产地到进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完整流程。
在面向中国的鸦片走私行为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牢牢控制着上游，他们在印度，掌握着鸦片的种植、采集、加工、封装等工序，最后将它送到孟加拉的加尔各答进行拍卖，到了这里，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货物已经倒给那些大大小小的鸦片贩子，他们被称为港脚商人。而这些商人也只将货物拉到珠江口的伶仃岛，将鸦片卸在停靠在海岛周围的趸船上，后面再由中国人驾着小船来运走这些走私来的鸦片，这些小船被称为“扒龙”或者“快蟹”，有五六十人划桨，速度非常快。通过这些快船，鸦片被送上岸，然后再通过各种渠道行销全国各地。
在当时的中国，无论豪商巨贾，还是小商小贩，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生意人，都参与到这种走私中来，比如通过晋商和陕商的驼队可以一直运送到新疆和漠北。这中间当然也离不了各种帮派、会道门的身影。甚至赴京赶考的学子，也会随身夹带鸦片，这种洋烟就像金银一样，是硬通货，根本不愁出手。
而在一切交易的环节，官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实际上商船每卸下来一箱鸦片，都有约定俗成的贿赂，就相当于私下的税收。而官员们也很讲信誉，绝不会额外索贿，不过在风声紧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做样子，比如向走私贩子们进行训话，宣布一下皇帝的谕旨，风头过去，一切照旧。有时候官兵也会表演追击的把戏，他们驾着船跟在洋人的走私船后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远不近，洋船停它也停，洋船走它也走。然后就可以向朝廷发“战报”，请功了：“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等等。
所以，鸦片贸易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的经济生态，对于鸦片走私中的关巧，相关的官员都心如明镜，只是大家都闷声发财，心照不宣。只糊弄皇帝一人而已，其实，就算皇帝的内帑，也未必完全干净，各级官员由下及上的孝敬中，有一部分就流进入了内帑。其中肯定免不了存在一部分通过鸦片收取的贿赂。
大家想想，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税收走公帐，进入国库，很显然，官员们就失去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其收益，一定会大打折扣。而鸦片贩子们和这些官员们合作的好好的，谁愿意去多交一份关税呢？所以，官员和鸦片贩子们，都不希望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就产生了朝廷越禁止，鸦片走私反而越兴盛的怪现象。
在封建时代的集权体制下，天下是属于帝王的，各级官员所谋求的，不过是能够向皇帝交差，讨皇帝欢心而已，所以我们在整个大清朝的官僚体系中，能够看到那些朝廷大员们欺上瞒下，虚与委蛇，毫无顾忌的撒谎，粉饰功劳。在整个鸦片战争时期，都贯穿着各种各样的谎言，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皇帝虽然地位崇高，但在信息的获取能力上，几乎和囚徒无异，在鸦片战争这件事上，后世的我们得益于可以查阅英方的资料，所以能够对清朝的资料进行检验，我们才得以揭穿清朝官员的谎言。那么，在没有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的历史中，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到底撒了多少谎，就不得而知了，所以，纸面上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您自己想想吧。
最后，我回答一下前面卖的那个关子，那个改变立场加入弛禁派的人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他说的话是：“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由这句话可以看出，称林则徐忠君爱国是没问题的，但是否爱民，则有待商榷。而关于林则徐和所谓严禁派，以及林则徐到底能不能救中国的话题，我们放到下期再讲，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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