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失败，炮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击，而且是西方人的意志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而成为近代中西之间的第一组条约。随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
条约的网络编成了所谓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这个制度的起点正是鸦片战争。这样说，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最早；而且因为它所包含的12年之后改约一条，已经是不平等条约制度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它的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等等）已经象征了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和续接准备了最初的前提。
因此随着鸦片战争及其《南京条约》的产生，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可见的变化。
第一，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吏的平等权，对满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压力。
《南京条约》已经申明：“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割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又于“平行之礼”一条无不详为备列。
西方人之孜孜注目于此，是多年碰壁于“中外之防，首重体制”的结果。但他们要求的“平行之礼”对传统中国来说，又不单单是一个礼仪问题：一方面，这种平等同天朝大国对待外夷历来的不平等是直接对立的。它的实现，会使王朝体制裂开一个大洞并促成夷夏之防的逐渐崩溃。
另一方面，透过这种具体的平等权利又会泄漏出一点资本主义的一般平等观念。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但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会引发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种种问题。
这一层意思在一开始可能不如前一层意思那么明晰。但它的沉重压力是可以感受到的。恼人之处在于：西方所索取的那种内涵复杂的平等，是传统中国不能答应的，但又是不能不答应的。
第二，英国割取香港，意味着获得了经营中国的基地；而五口开放则提供了由沿海推向内地的孔道。
乔治·马戛尔尼
从马戛尔尼以来，西方人为此追求了几十年，他们从道光皇帝手里得到了当初被乾隆皇帝拒绝的东西。无疑，这种由战争而造成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主权的丧失。
“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黄遵宪以自己的诗才叙写了道光在割地时的痛苦。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
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宣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按照这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
要说明这个二律背反，只有借助辩证思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英属香港和口岸租界，因为西方人搬来了全套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建起国中之国，曾经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殖民地标记。
容闳
这种感情在一个被侵略的民族心中是很难消除的。但西方人在封建主义中国筑成几个资本主义的界地，由此也打开了若干窗口，使中国人得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如容闳、洪仁玕、王韬、康有为等等，正是首先从香港和租界里获得传统之外世界的第一个直观印象。“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由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
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曾给封建制度下的众生以观摩、诱发。与憎恶夷场的情感一样，这也是事实。
第三，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
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不愿退却。这种抵抗的顽强性不仅来自传统的巨大惰性，而且来自几亿小农求生的挣扎。当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
但是，没有足够多的新式生产部门可以吸收他们。他们的多数人只能重新挤入密集的农业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条件下再次组合成自然经济。苏南虽近洋场，本属首当其冲之地，但直到光绪年间，时人记叙还提到纺织与耕种相济以谋食营生的事实。甚至“村镇收租之家，至其时，积布累累。问之，则皆佃者之穷而无告以布当钱米也”。
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这一过程，终近代百年尚未完结。虽然如此，自然经济终究因此而逐步走向分解，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让出了地盘。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说，上述变化正是他们按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的结果；对中国民族来说，这种变化则是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被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两者比重大相悬殊。因此，经济上的新旧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
第四，鸦片战争后，外人来华日渐增多（1850年在华外人约有500余名），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士。
他们的活动，不仅带来了商品、教义，而且有如实行嫁接，在中国社会体内，因此而长出了从未有过，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这就是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好像出现了第五种职业阶层。
《瀛壖杂志》
这部分人在近代中国曾发生过非常特殊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是依附外国势力的中国人，《瀛壖杂志》一书记叙：“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消亦不细”。
这里说的是早期买办。而官府文牍则多见“习教之民恃强恶，愍不畏法”,作奸犯科,欺凌孤弱的恶行。两者都与西洋人结缘,不无民族性异化的意味。世人嗤之以鼻诚为事出有因。
但是,一种结果又会引出另一种新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正出自买办当中。以买办起家并因之而熟悉西国经营之术的郑观应后来曾作《易言》，亟论“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
所论虽仅以航运为题，但忧国之心历历可见，其中并无取媚外族之意。而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知识能以日深月广的规模传入中国，也往往得力于若干信奉洋教的人们。不仅如此，造反的洪秀全和革命的孙中山都还曾相信过上帝和基督。在这些特定人物的身上，民族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与改革和进步相连，升华为自觉的爱国主义了。一个变形的社会，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在中国社会毁慢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等著作。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
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两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当60年代郭嵩焘、冯桂芬重新提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的时候，20年光阴已在昏睡中丧失了。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