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历史书，通常会强调国际视野，从宏观层面上比较中国和外国的历史。这一比较，就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农民起义特别多，不说那些小的起义，单说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从秦朝到清朝，能把人看得眼花缭乱。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还留下一句名言，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汉末年，有绿林军起义。东汉末年有黄巾军起义，隋朝末年的时候，有瓦岗寨起义。唐朝末年有黄巢大起义。宋朝有大名鼎鼎的宋江方腊起义，因为水浒传而家喻户晓，元朝末年有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就是出自其中的一支。明朝末年，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李自成起义，还有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到了清朝有川楚白莲教起义还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蔓延大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总之，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历朝历代都有，次数还特别多。
拿清朝来说吧，书记载的农民起义就超过了300次。清朝从入关算起，满打满算，也就268年，平均每年居然有一次半的农民起义，跟中国相比，欧洲的农民起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八世纪才出现的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6世纪，欧洲大大小小，那么多国家，农民起义加在一起，也不到十次。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主要是贵族之间打来打去，老百姓并不会受到太多牵连。我们常常说黑暗的中世纪，但是，根据现在学者们研究，欧洲中世纪农奴的生活要比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要高。
11世纪的英国农民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这对当时北宋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可能想象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和两边农民交的税有很大的关系。欧洲中世纪权力比较分散世俗王权和宗教神权，国王与封建领主，领主与领主之间互相制约，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附属于自己的农民，否则，农民就会逃走。领主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农民还能向上级领主投诉，于是领主的剥削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皇帝和朝廷大权在握，欺负起一个个分散的老百姓来讲，那太容易了。这个压榨的方式就是征税。征税过了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我们常说，官逼民反，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都和朝廷的压迫与昏庸有关。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概念，叫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教授根据明朝学者黄宗羲的观点，总结出的一条历史规律，大概是说，历史上的税务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的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以后又会上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锡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通俗点说，就是说，表面上看，每次税收改革都要让老百姓更加方便了，税务负担变得更轻了，实际上每次改革之后，税务负但反而会越来越重。黄宗羲就举了唐朝的例子。
唐朝最开始实行的是租庸调法，就是种田要交田租，交的是粮食，每户人家还要交佣，交的是绢，在唐代绢是可以当货币使用的，每个人还要交调，调交的是麻布之类的。到这个唐代中期有个宰相他推行税制改革，实行两税法取消了租和佣，但其实他们都被合并到田租里面了。根据财产多少来交税，每个人还要额外交人头税，等于在之前的这个这个租庸调上，又加了一笔。
税收是石头，老百姓好比是弹簧，石头不太重的时候，压在弹簧上还能维持平衡，但如果越来越重，弹簧需要反弹了。根据这个黄宗羲定律，这种税制改革越改，老百姓负担就越重。到了某个临界点，农民就承受不住，就开始逃跑了。那么，留下来种地交税的人就更少了，需要负担的税也就更重了，逃亡就会继续。流亡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如果这时候再来场旱灾或者水灾，那么，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只好揭竿而起了。古代很少出现什么突破性的生产技术，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固定的，这块大小不变的蛋糕，政府多切走一块老百姓就要少吃一块。
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原因，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