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9月9日光绪十四年，清朝批准了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的《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北洋海军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有主要军舰大小共有二十五艘，辅助军舰五十艘，运输船三十艘，官兵四千余人。
关于北洋海军的领导人选，各方都力争让自己的人担任，但最终海军衙门还是依照李鸿章的提名，任命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并赏加尚书衔。
丁汝昌在任职期间，一方面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另一方面也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从，使北洋海军成为了“为李家军”。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后，丁汝昌率残缺的北洋海军舰队返回旅顺港，随后向李鸿章及朝廷报告了甲午海战的战况。其中主要有三点：
其一，北洋军舰击沉日舰三艘；
其二，声称日舰被打败，但由于日舰速度太快而未能扩大战果；
其三，编造夸大自己的伤势，要求他人代理北洋提督一职。
明明是被打败，丁汝昌为什么要谎报军情虚报战况呢？
首先是因为压力。
压力来自于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认为，对付日本人只许胜不许败。
在甲午战争前，清朝上下根本没有人把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放在眼里，普遍存在“轻日”思想。朝廷官员认为日本外强中干，螳臂当车，中国地广财丰，战守皆宜，他们根本不是大清朝的对手，北洋海军虽不能抗衡西洋列强，但对付东洋日本还是绰绰有余的。普通民众对战胜日本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日本的挑衅是不自量力，鸡蛋碰石头。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正是这种只可赢不可输的压力，甲午海战开战前就注定这是一场“不许败”战争。所以海战后，丁汝昌率领伤痕累累的残余舰队返回旅顺后，不但夸大了战绩，还将战败的责任推卸给先回旅顺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逃跑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减轻自己的责任。
其次是因为推卸责任。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是倾向于主和的，他将北洋海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并不想真正与日本作战，希望通过列强的调停来达到避战的目的，但是他的“保船制敌”方针遭到了主战派的攻击，丁汝昌也备受诘责。光绪作为鹰派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更是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在李鸿章的力保下，且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最后光绪只好降旨，暂时免于处分让丁汝昌戴罪立功。
海战中，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的丁汝昌，本就是一个根本不懂海事的淮军将，忠实地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而故意避开敌舰。在战前也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战后，日本联合舰队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五艘军舰，对此丁汝昌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再者是因为集体腐败。
自从不懂海军的丁汝昌当上北洋海军提督后，北洋海军内部就流传“升官靠的不是海军技能、知识，而是势力”，那些真正懂得海军知识，特别是留学归来的军事人才，对军事训练、海军建设、部队纪律都淡漠了，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成为常态。利用军舰走私、岸上安家、私自养妾、嫖娼赌博等，从官到兵比比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别说谁。
特别是丁汝昌在军中没有威信，副手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都不服从他的指挥，但在谎报军情这件事上，林、刘二人非常配合，为了保住职位三人共同虚夸战况，集体推卸领导责任，把北洋舰队阵形变乱归罪于济远舰，导致二品副将方伯谦未经刑部审核就匆匆被杀。事后，刘步蟾升记名提督并赏换格洪额巴图鲁名号，林泰曾赏换霍伽助巴图鲁勇名，丁汝昌继续担任北洋海军提督而安然无恙。
终究纸里包不住火，清朝战败的消息被外国报纸披露，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后被举报"通敌误国"，光绪大怒，准备将其交刑部治罪，又是李鸿章多次敷衍塞责，此事最后又不了了之。
威海卫之战中，面对抗击日军围攻，在弹尽粮绝、援军未至的情况下，丁汝昌拒绝日军劝降，服食鸦片自尽以谢国人，也算是在人生最后时刻以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