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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十二月，诸侯‘薄之会’；在鲁僖公的调停下，被楚国俘虏、软禁了小半年之久的宋襄公，在被楚成王给结结实实教训了一顿、还当了一回‘楚囚’后，终于被楚国释放，然后由代掌宋国国政的司马目夷给接回国内，复任国君。
之后，颜面尽失的宋襄公依旧心有不甘，不想放弃‘争盟称霸’的想法，于是继续在国内整顿军备、积蓄力量，预备再次发起对外扩张战争，同时向楚国复仇。
宋司马的目夷见宋襄公如此执迷不悟，伤疤都还没好就忘记了疼，又想挑起对外事端，不由得叹气说：
“看来，我们宋国的祸殃还没结束，国君的亏也没吃够；这次的磨难，还够不上惩罚国君的！”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三月，为了表示对楚国的崇敬和谢意（送了一千金的铜给郑国），郑文公亲自南下，去郢都参拜大舅子楚成王，以示郑、楚友好之意。
这本来不关宋襄公的事，但宋襄公当初被楚成王‘请到’薄地‘会见’诸侯时，郑文公虽然在场，但完全是看热闹的样子，根本没帮宋襄公说好话（就宋襄公之前在盂地争霸时那牛皮哄哄的样子，郑文公还帮你还说好话，没起哄就不错了），因此宋襄公很是忌恨郑文公。
正好，宋襄公回国之后，一直想找机会把曾经丢掉的脸面找回来（就是找回场子），这次见郑文公如此谄媚、讨好于楚成王，心里实在气不过（怎么就不来商丘拜见寡人呢），便在当年夏天的时候，联合了卫、许、滕三国，一起出兵攻打郑国（春秋《经》是说四国一起攻打郑国，《左传》是说宋国单独攻打郑国）。
而宋襄公出兵伐郑后，宋司马目夷再次断言：
“之前所说的‘宋国祸殃’，就应在这件事（指宋襄公伐郑）上面了！”
郑国，是楚国重要的盟友和姻亲，也是楚成王‘争霸’行动的关键支点，楚军向北方开进的必经之路就是郑国，当然不容有失。因此，为了援救妹夫兼盟友郑文公，楚成王亲自带领军队北上，直接进攻宋国，以解郑国之围（也有一说是楚国大将子玉（即成得臣）带领军队伐宋）。
得知楚军已经北上、并在开往宋国境内的途中，要以攻宋来援救郑国的消息后（这也是提前几百年发生的‘围魏救赵’战例，可见楚人之精通战术），为防商丘有失，宋襄公放弃攻郑、撤军回国，准备和楚军接战（正好一雪前耻）。
在宋襄公率军返回、要和楚军在战场上一较高低的时候，随军出征的宋国司马（先不具其名、原因后面再说）力劝宋襄公不要在这个时候和楚国在战场上硬碰硬，而是避而图之：
“上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丢弃我们宋国的先人商朝了，您还想（以争霸来）恢复我们宋人祖先往日的辉煌，这是违背了上天的意愿，不会被赦免的。”
但宋襄公一心要报仇、不听司马之言，决心与楚军正面对战。
这里，有一个史书中比较矛盾的地方——按照《史记》及《春秋.谷梁传》的记载，此时的宋国司马是目夷，劝谏宋襄公不要和楚军正面对战的也是这个‘司马目夷’；但《左传》记载，却是‘大司马固谏’襄公“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宋国，确实有一任司马叫做‘公孙固’，为宋庄公之孙、宋桓公之侄、宋襄公的堂弟，属于宋襄公及目夷同时代的人。所以，后世有很多学者在翻译《左传》时，就将‘大司马固谏’这一句，给译成了‘宋国大司马公孙固谏言’。
但依照我的推测，‘大司马固谏’中的‘固谏’这两个字，是形容大司马‘坚决地谏言反对’，‘固’字不是指‘公孙固’的名字，而是当做‘坚决态度’来形容；因此，我认为，劝谏宋襄公不要和楚军对战的大司马，还是宋襄公的庶兄、宋国司马目夷，而不是也担任过宋国司马的宋襄公堂弟公孙固。
《史记》（包括谷梁传）与《左传》相对照，很多情况下，都是《左传》的记载更为准确（比如‘赵氏孤儿’的历史），但就‘大司马固’这个记载来看，我以为还是《史记》的内容比较正确，应该就是指宋襄公庶兄目夷，而不是其堂弟公孙固。
当然，公孙固也是宋国的重臣，在将来的时间里，还会有出场的机会，这里就不再纠结到底是目夷还是公孙固出面劝诫宋襄公了，继续为大家讲述接下来的历史。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十一月初一，北上的楚军和东撤的宋军在宋郑边境的泓水（古河名，今天已不存，故道大致在河南柘城西北方向）岸边遭遇；当时，楚军位于泓水南岸，宋军位于北岸，两军各自摆开架势、隔着泓水展开对峙。
泓水的北岸地势较高，宋军驻扎在此地，相比驻扎于地势较低的南岸的楚军要有战场优势，进退自如。而楚军如果想攻击宋军，必须渡过泓水，要想防守，也得提防宋军居高临下的攻击；虽然这时候还没有‘孙子兵法’，韩信也远远没出世，但用兵时的忌讳，比如“背水作战”，已经是诸多将领统兵时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道理，已经登上国君之位超过三十年的楚成王自然明白。
按照常理，楚军不会轻易主动渡河攻击宋军（因为渡河过程中，尤其是对方已经有防备的情况下，过河中的士卒基本上不具备攻击能力，军械也施展不开；更不要说楚军还是仰攻，极易遭到宋军的冲击。如果不是有万全的把握，或者一方的军力、气势超过对手太多（比如晋秦麻隧之战），在对岸的敌军已有准备的情况下，另一方主将是不会强行让己方军队渡河进攻的。）
楚军在人数上比宋军要多，军力大致上占据优势，但地势很是不利，宋襄公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想要依靠对峙让楚军消耗军资，在对手显露疲态后，再趁虚而入，居高临下度过泓水，击败楚军。
但楚成王没有给宋襄公以逸待劳、坐等优势的机会，在与宋军遭遇后，没有过多停留在南岸，就立即下令全军渡河，甩掉地势较低的劣势，和宋军会战于北岸。
说实话，楚成王的军令，实在是犯了用兵的忌讳，强行渡河的做法，已经将楚军置于危险境地，如果是郑庄公、齐桓公、晋献公在北岸率军迎敌的话，那么楚军绝对会遭遇一场大败；就算换成郑厉公、齐襄公在对岸，楚军想要渡河并获胜，恐怕也很难。
但我以为——楚成王之所以敢于冒险从劣势的位置发起进攻，就是因为知道对岸的统兵主帅是一贯标榜自己遵循‘仁义、尊礼’规矩的宋襄公，一定会拘泥于礼法，中规中矩地按照周礼中的作战规定来和自己对阵；因此，楚成王才敢不避忌讳、强行渡河作战（仅仅是我自己的猜测、而不是史料记载）。
当楚军开始渡过泓水、预备向北岸的宋军发起进攻的时候，随宋襄公出战的宋国司马（应该是目夷）从军事角度出发，立即向宋襄公进言：
“楚军兵多，我军兵少，趁着楚人还在渡河、没有完全做好作战准备的时候，您赶紧下令发起进攻，‘半渡而击’，一定能打败楚军！”
但宋襄公却不同意司马（目夷）的建议，认为自己要行‘仁义之风’，必须恪守周礼、讲究规矩，不可以趁人之危，不合乎礼法的事情，寡人不做！
在和司马的相互争辩（也就是扯皮）还没结束的时候，楚军已经陆陆续续地将车马、士卒都送过了泓水，登上北岸，开始在岸边整理车阵、排列军队。于是司马（目夷）又改为劝宋襄公实施突袭：
“现在楚军的军阵没有排列好，阵型有纰漏，立足未稳，我们现在马上发动进攻，也是打败他们的好时机。”
可是宋襄公还是不同意，依旧按照周礼中的‘不鼓不成列’（不对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发起进攻）的仪制，只是将宋军车阵整顿好，静静地等待楚军列好阵势，再进行‘堂堂正正’的交战。
终于，渡河后的楚军将军阵也完成了排列，完全做好了接战的一切准备，这个时候，宋襄公才下达了进攻命令，指挥宋军向人数远超自己、实力也在己方之上的楚军发起了攻击。
然而，和宋襄公心心念念地‘正面击败楚军、夺回霸主之位’的愿望相反，楚军人数上占有优势，士气上也比统帅迂腐的宋军要高，更不要说楚成王本人的军事指挥水平要甩志大才疏的宋襄公百八十条田垄，即使没开战，胜负情况就可以预料了。
楚、宋两军摆开架势对战、一番激烈厮杀后，结果不出意外：楚军获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被箭矢射穿了大腿，伤势严重；而宋襄公的近侍亲卫（都是由宋国高级贵族的子弟所组成，相当于宋国将来的国家军政储备人才）也损失惨重，几乎被楚军全歼、伤亡殆尽。
《左传》（经、传合载）对此战的记载很简单，不包括标点符号的话，只有二十七个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但在泓水之战的背后，是宋襄公‘争霸’心思和行动的双双彻底破产，以及宋国后备人才的巨大损耗和凋零；宋国，从此再也没能恢复到春秋初期‘天子宾客、诸侯强邦’的大国、强者状态，而是一路缓慢地衰落，从准一流诸侯跌落至二、三流小国的行列。
在楚军摧枯拉朽的攻击下，宋军一路败退，幸好楚军没有尾随追击，主动解除了和宋军的接触（楚军作战的目的是打破宋军对郑国的包围，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楚成王在击败宋军后，便率军转向新郑而去，向妹夫郑文公去宣示‘援救之恩’），宋襄公才得以脱险，在宋司马（目夷）的护卫下，带领仅存的残军败将，从泓水岸边狼狈地撤回了宋国。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十一月初六，楚成王所率的大军抵达了柯泽（地点不明，大约是郑、宋之间的某个大沼泽）；郑文公因为楚成王先是发兵北上、解了宋军攻伐新郑之围，又在泓水彻底击败宋军、消除宋国对郑国的威胁，对这个大舅哥简直是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在得到了楚成王将要到达新郑的消息后，郑文公赶紧委托夫人芈氏（楚成王的妹妹）、以及侧夫人姜氏，带着大批礼物，赶往柯泽去迎接楚成王，自己则在新郑筹备等楚成王到达新郑后将要奉上的‘享礼’。
十一月初八清晨，郑伯（郑文公）夫人芈氏、姜氏在柯泽会见并代表郑伯慰劳了楚成王，楚成王出营和妹妹以及妹夫的另一个夫人相见（这话怎么这么别扭），然后派楚国大夫师缙把在泓水之战中俘获的宋国俘虏以及在战场上击杀的敌人的左耳给她们‘检视’，以展示楚军的‘战功’。
左丘明在《左传》中对楚成王这种做法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不合于礼法的；女子送迎宾客，不出家中的房门，即使和兄弟相见，也不必出正门，军队作战时，不随便和女子以及她们的用具接近。”
十一月初九，在芈氏、姜氏的引带下，楚成王进入了郑都新郑，接受郑文公为向自己表示感谢而特地在郑国公宫中举行的‘大享礼’；宴会中，郑文公亲自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以示感谢，又将准备赠送给楚成王的礼器一百件陈列在公宫的庭院里，给楚成王观看，另外再加送笾（竹制的盛食物礼器）、豆（木制的盛食物礼器）等礼物合计六件。
致谢宴会直到天黑后才结束，楚成王没有留在新郑，而是连夜赶回了城外的楚军大营；郑文公安排夫人芈氏代替自己送兄长返回军营楚，并让芈氏带着郑国的两个侍女一同前往，作为送给楚成王的侍妾（也是谢礼之一）。
目睹了郑文公‘致谢’楚成王全过程的郑文公之弟、郑国大夫叔詹对此事也有自己的看法：
“楚君将来恐怕不得寿终正寝了！执行礼节时，最后到了男女混杂的地步，这怎么还能被称为‘合乎礼仪’。楚君行事如此少合于礼，他将来怎么能得到好下场？”
不但如此，其他诸侯知道楚成王在郑国的做法后，一致认定——楚国不能完成霸业，楚成王也没有成为‘诸侯霸主’的资格（诸侯们还是深深鄙视楚国的‘自居蛮夷、不守礼法’行为，即使楚国实力已经强过了绝大多数的中原诸侯，但诸侯们还是不愿意承认楚国的强国、大国地位）。
因为不听劝告而惨败给楚国，还断送了无数宋国贵族子弟（也是宋国将来的政治继承人）的性命，总而导致宋国贵族、国人都因为此次失败而责怪宋襄公，视其为宋国国势倾颓的第一罪人。
因此，从泓水败退回国以后，宋襄公不好意思（也不敢）回商丘去面对国人的责难，便暂时居住在宋国襄邑（河南睢县附近）的行宫中，以‘休养箭伤’的名义留在了这里，并吩咐目夷返回商丘，代替自己处理好作战失败后的善后事宜。
处理完商丘的一应事宜后，目夷又返回襄邑，探望在这里养伤（其实是逃避国人责难）的宋襄公，并就泓水之战的得失成败和宋襄公进行讨论；在交谈中，目夷委婉地向宋襄公进谏，指出当时如果‘半渡而击’、或者‘不鼓而陈列’的话，那么宋军战胜防备不足的楚军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假如今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假设，目夷知道以后宋襄公、包括宋国，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国君可不要再拘泥于‘礼法仪制’，为了缥缈虚幻的‘仁义、礼法’而损害宋国的利益了。
虽然打了大败仗，就连自己也身受重伤，但宋襄公还是不服气，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错，便反驳目夷说：
“作战，就应该遵循作战礼法和规矩，身为君子，不应当攻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也不擒拿头发花白的敌人。按照古时的作战规则，军队要完全凭借自身的实力压倒敌人，而不是依靠险峻的关隘来夺取胜利。寡人是殷商的后人（宋国历代国君，除了开国君主微子启以外，都是由商王帝乙次子微仲和他的后裔担任），商虽然早就灭亡了，但寡人自认仍然应该遵守古时礼仪，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做好战斗准备的敌人。”
目夷被宋襄公的迂腐、固执心态给搞得郁闷不已，几乎当场拂袖而去；但考虑到对方既是国君，又是自己的弟弟，于礼于亲都不能撒手不管，最终还是耐着性子，压住火气，给宋襄公继续讲道理：
“国君您明白什么是战争么？战争，就是要要分出胜负的；当初在泓水时，面对强大的楚军，我们已经是处于优势地利位置，这就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宋国，我们就应当借助上天的恩赐，对楚军施以半渡截击，或者趁其不备、迅速突击！只要能战胜对手，还管他什么‘不重伤’‘不擒二毛’！国家召集军队、训练士兵，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多杀伤敌人。如果战斗还没开始就想着爱惜敌人的性命，那何必要和他们开战呢？干脆向他们投降，去做奴隶服侍敌人好了！只要有利于获胜的事情，那在战场上都要拼命去完成。战鼓是用来激励士气的，地势是用来打击敌人的；没有防御能力、作战阵势没有摆开的敌人，进攻他们怎么不可以！”
宋襄公之后是怎么辩解、反驳目夷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左传》、《国语》、《史记》都没留下记录），但根据宋襄公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可以推断，他一定是不情愿、不甘心、不服气，坚持自己的‘仁义、尊礼’信念，致死也不愿意改变。
之后的史料记录中，就没有了目夷的记录，也许是因为被宋襄公的固执性格所怄、导致病亡，也许是自身的命禄已尽、随后去世；总之，宋国一代贤臣目夷，就此消逝在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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