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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3名干部酒后拖枪离队,最后命运如何?幸存一人成中将

作者:东旭

“叶军长,不好了,特务营两个营长和一个参谋不见了!”

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慌慌张张跑了进来报告。

正在桌前办公的叶挺,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冲着来人吼:“快派人追,把他们抓回来;拒捕的话,就地处决!”

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7月31日的新四军驻地云岭(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城西25公里)。

这3名干部为何离开新四军,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让我们将日历拨到1938年7月30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天傍晚,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镇的一家小酒馆,有3个年轻的新四军干部围着一张桌子喝酒。

项英、周公、叶挺

他们是:新四军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特务营参谋徐长胜和补充营营长陈五和。

3人是湖北老乡,年龄都不大,都不到30岁。

他们都是经过“反围剿”斗争,走过长征路,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老红军”。

起初,3人谁也没有说话,喝着喝着,徐长胜把杯子往地上一摔,吼道:“这窝囊气我们受够了。”

陈五和连忙摆手制止:“嘘,隔墙有耳,小心被人听见了。”

这时候,叶道志说话了:“五和,你让他说。”

徐长胜喝了不少酒,他喘着粗气说:“我不怕掉脑袋,我就是要说,不说就要憋死了。”

叶道志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地喝酒。

陈五和则小心翼翼,不停向外张望,唯恐有人进来。

“好好的把我们调来南方,降级不说,还出力不讨好,整天挨批评。”

徐长胜越说越来气:“我们走吧,这鬼地方一天都不能待了!”

随着更多的酒精下肚,三人的头越来越蒙,他们最终做出一个惊人决定:带枪出走,离开新四军。

那么,他们出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将要去向哪里?

说来话长,还要八路军、新四军的整编说起。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发生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整编成立。

相比之下,北方的红军兵强马壮,被整编为3个师;南方八省游击武装不到1.1万,被整编为新四军。

改编之前,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薄弱,武器装备低劣。

这是因为他们被困在山上,几乎与世隔绝,处境极其艰难,一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当地老百姓说他们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

而且有一点,这支部队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干部战士比较多,整体素质较低。

因此,延安决定派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基本上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补充到新四军中去,“以老带新”,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整训,以此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叶道志、徐长胜和陈五和等人,就是从延安调到新四军来的。

他们到了新四军之后,发现自己“亏大了”,职务一下子降了许多。

比如叶道志,1935年就担任了红31军93师师长,后来又先后任第92师师长、红10师政委。

而且,叶道志机警过人,军政双全,深得红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的赏识。

结果,1938年他到新四军之后,却降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的副团长。

这样的遭遇不止他一人,被派到新四军去的干部基本都降级了。

比如王必成,他在红军时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到新四军后,职务是第1支队2团参谋长,一年后才升为团长。

王必成

再比如陶勇,他到新四军之前担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在新四军只担任了1支队副参谋长、2支队4团团长。

红28军的军长高敬亭,部队编入新四军后,也只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司令员,而支队相当于一个旅。

1937年12月,新四军部分指挥员在武汉合影,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其实接受改编之后,被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干部级别普遍降低,像红4军第10师师长孔庆德,改编后成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1营营长。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成为八路军第385旅旅长。

宋时轮降得更低。他原来是红28军军长,整编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团长。

叶道志所在的93师,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第386旅772团,他的老搭档、政委叶成焕由师长改任团长。

既然大家都降级,那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大家之所以有怨气,原因有三个。

一是离开了和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战友,心里难舍;

二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战斗生活,一切都要从头再来,重新适应,感到不快;

三是在部分人心中,八路军是正规军,而新四军主要是游击队组成,来到新四军似乎“降低身价,没有前途”。

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四军在抗战时期,相比之下生存环境更恶劣,受到蒋军的打压更严重,直至后来皖南事变发生。

但是上述原因还不是主要原因,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水土不服”。

1939年,王必成(左二)等人合影

叶道志是湖北人,可他们团的干部战士几乎都是福建人。

如果叶道志是个军事主官,那还好说,问题是他搞的是思想工作,职务是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

因为编制的缘故,副团长履行的是政委的职责。

政委要开展工作,就必定要和干部战士交流,但湖北话和福建方言天差地别,叶道志跟战士沟通的时候,说得口干舌燥,很多人一句也听不懂。而战士们说了半天,叶道志也没有听懂半句。

一向争强好胜的叶道志觉得憋屈窝火:用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什么工作效果。

如此一来,难免心生怨言,发一发牢骚。

时间一长,这些话就传到了上级的耳朵里,对叶道志有看法是难免的,觉得他在闹情绪。

作为一个副团长,事实上的政委,怎么能带着负面情绪工作?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二支队集中在皖南歙县岩寺进行整编

结果,叶道志受了处分,降了一级,到特务营当营长了。

如此一来,叶道志的情绪更加低落,时常和昔日的部下借酒浇愁,发泄心里的郁闷。

一同来喝酒的还有特务营的参谋徐长胜以及补充营营长陈五和,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是叶道志昔日的部下。

几个人是老乡,又是一起出生入死战友,又有相同的遭遇,“同病相怜”,酒逢知己千杯少,酒酣耳热之后,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

不知是谁先提起了话头,3人越说越激动,最后徐长胜说了一句“走”,引起大家共鸣。

结果,借着酒劲,三人带枪出走了。

陈五和喝得较少,相对比较清醒,临走时在办公室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六个字:“我们去延安了。”

新四军部队在整训中

听到报告,叶挺勃然大怒,对副参谋长周子昆叫道:“赶快去把他们抓回来,拒捕的就地枪决!”

周子昆立即派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去追,并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一旦拒捕就地击毙。

3人都喝了酒,还是走的大路,李志高很快追上了他们。

“赶快跟我们回去,军长说了,拒捕的话就地枪毙!”

“我们不想在这干了,到延安干革命,为啥要抓我们?老子就是不回去!”徐长胜争辩道。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徐长胜中弹倒下。

叶道志和陈五和见状大惊,相互使了个眼色,立刻钻进了路边的小树林。

叶道志喝得有点多,步伐慢了一些,被李志高追上,绑了起来。

而陈五和速度较快,逃脱了追踪。

得知叶道志被抓,叶挺做出决定,立即枪毙。

项英

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新四军的“大当家”是副军长(相当于政委)项英,叶挺主要负责作战指挥,为何是叶挺发号施令,项英哪去了?

原来在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不久,项英接到延安通知,安排他去延安参加全会去了。

项英走后,新四军的日常工作由军长叶挺主持。

叶挺认为,为了严肃军纪,必须枪毙叶道志。

而来自四方面军干部陶勇等人,联名为叶道志求情,请求叶挺枪下留人。

陶勇还到军部去面见叶挺,直接为叶道志喊冤:“军长,叶道志是有功的。”

“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他参加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几大战役,曾活捉赵冠英,打败汤恩伯,生擒厉式鼎,严惩陈调元,重创张钫,屡立战功……”

“长征中,叶道志进南江,克通江,入巴中,反三路围攻,挺进陕南,踏平阳平关,捣毁汉中城,强渡嘉陵江……”

陶勇苦苦哀求:“他这次出走,是一时想不通,不是叛变,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谁能证明他不是叛逃?”叶挺质问。

“军长,我陶勇身家性命担保!”陶勇的声音有点激动。

叶挺不为所动,还是决定枪决叶道志,并且向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提出申请,得到批准。

处决新四军将领,为何要蒋军批准?

因为当时新四军整编后,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按程序要报重庆和所属的战区。

新四军支队长高敬亭被错杀的时候,新四军就向延安和重庆同时提交了报告,延安不同意枪毙,希望教育高敬亭。

但蒋氏很快批准,而延安的消息来迟了,高敬亭就被枪毙。

而叶挺此时要处决叶道志,没有资料显示延安给过回复。

1938年8月30日,叶道志被公审枪决,时年28岁。

项英从延安回来之后,得知叶道志被枪决,大吃了一惊,这也成为项英和叶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之一。

那么,叶挺的决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有关规定。

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颁布了《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的命令》,这是我军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最早的法规。

法规明文指出:“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恶敌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

“持枪逃跑者一律枪决;组织逃跑者公审枪决……”

叶道志是和徐长胜、陈五和一起出走,而且他的职务最大,被看作是“组织逃跑”。

但是,既然他们说去延安,性质就显然不同,这样处理起来就有很大的弹性,杀和不杀都有道理。

叶挺枪决叶道志,目的是以儆效尤。

井冈山时期,朱德的警卫员开小差,被康克清带人包围后,开枪自尽。

这也可见,我军对逃兵的处理一向严厉。

叶挺

对叶道志的处理是轻是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管怎么说,一个军事才华卓越的将领,就这样消失,十分可惜。

而叶道志作为一名老战士,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决定,叫人唏嘘。

叶挺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合影

侥幸脱身的陈五和后来命运如何?

他福大命大,一路回到了延安,从此改名陈康。

他受到了批评教育,但没有受到军纪处罚。1939年初,陈康调到八路军129师,先后任386旅17团副团长、团长,772团团长等职务,成为陈赓手下的一员猛将,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事实上,这类事并非个例。

《陈毅传》记载,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曾经脱队,因为被土匪拦路没有成功。

战将钟伟也曾有类似的行为。他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政委的时候,和上级发生矛盾,一气之下,带着警卫不辞而别,投奔到老上级黄克诚的麾下。黄克诚不仅收留了他,还让他当了军事干部(钟伟之前是干政工),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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