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刘秀采取过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其中，裁减地方吏职、废罢郡国兵、放免奴婢、令列侯就国、强化吏治等项，都与抑制豪族有关。
先看裁减地方吏职。《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六年（30）六月：“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刘秀此诏要求裁减的是两项内容，一是县级政府，二是地方吏职。二者存在一定关联，但不是一码事。
《续汉书·郡国志五》：“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西汉末年有郡、国一百零三，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七。经刘秀裁减后，应有郡、国九十三，县、邑、道、侯国一千一百多。明帝以后出现反弹，“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制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共新置郡级机构十二，“又所省县渐复分置”，但为数不多。到顺帝时，“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郡级机构比西汉还多了两个，县级机构则仍比西汉少四百零七。所以，刘秀此次裁撤地方官府，主要成果是减少了四百多个县级机构(73)。
四百多个县级机构，约占原有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将其并省自然会减少同样比例的令、长、相及其属吏。刘秀此时尚未统一关陇河西巴蜀，所并省的县级机构当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其所占比例当然更高，但也不会达到“十置其一”的程度。细味诏书语气，所谓“省减吏员”，当不限于被裁撤的郡县机构的吏员，而是普遍减省山东、河北各州、郡、县的吏员编制。惟其如此，所减吏员才会大大多于四分之一强，以致有“十置其一”之说。
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74)。经刘秀一朝休养生息，户口也仅及西汉末年的三分之一强(75)。刘秀以“户口耗少”、“官多役烦”为由省减吏职，以节省财政开支，自是顺理成章。但我们知道，汉朝地方官府的属吏皆用本地人，且通常被豪族所把持(76)。刘秀大量裁减其编制，势必削弱豪族在当地的政治势力。从当时形势看，这很可能也是刘秀的目的之一。 再看废罢郡国兵。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建武七年三月，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李贤注引《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原数。”所谓“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都是郡国兵，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77)，负责统领和训练他们，训练方式就是“常以立秋后讲肆课试”，即所谓“都试”。
《后汉书》卷十八《耿弇传》：“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所指便是都试的情形。《续汉书·百官志五》：“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刘昭注引应劭曰：“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是刘秀罢都尉后，郡国仍可临时设置都尉，发兵镇压“剧贼”，但“都试”从此取消了，郡国兵的战斗力势必大大削弱。 建武六年，刘秀刚刚平定山东，局势尚未稳定，又挥师西进，准备讨伐隗嚣、公孙述，前线后方都需要军队。那么他为何要下令废罢都尉和郡国兵呢？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载，吴汉围隗嚣于西城，刘秀敕吴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吴汉不听，打了败仗。此例或可说明，郡国兵缺乏战斗力，不能攻坚，无助于对隗嚣、公孙述的讨伐。但让他们守卫后方，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当时形势下也是必要的。事实上，刘秀废罢郡国兵，削弱了后方郡国的军事力量，使之不能及时镇压当地的叛乱。前述建武八年刘秀西征隗嚣时，颍川、河东、东郡、济阴等地豪族群起反叛，迫使刘秀率大军返回，就是一个例子。建武十六年青、徐、幽、冀等州大姓反抗度田的叛乱，也是一个例子。其后，类似问题仍时有发生。故应劭总结说：
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将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78) 刘秀不顾如此严重的负面效应而推出这一举措，当是为了削弱地方军事力量，防止各地割据势力死灰复燃。东汉初年的豪族武装，每每利用郡国兵制度征发士卒，割据一方(79)。刘秀若不废罢郡国兵，后来发生的那些叛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震动。两害相权取其轻，刘秀的做法可以理解。 放免奴婢更与豪族直接相关。
据《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刘秀发布过一系列相关诏令：建武二年五月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建武六年十一月，“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建武七年五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建武十一年二月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八月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建武十二年三月，“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建武十三年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四年十二月，“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 这些诏令中，只有建武十一年的三条旨在稍稍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其他六条都是要让战乱中沦为奴婢的人恢复庶人身份。前已述及，东汉时期奴婢仍是重要财产，是豪族役使的主要对象，而在战乱中能略去大量奴婢者当然多是豪族。刘秀在统一战争中，每占领一个地区，都要发布针对奴婢问题的诏令，矛头显然是指向各地豪族的。 东汉功臣皆封列侯。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正月，“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其后又不断有部将和降将封侯。建武十三年四月，战争结束，“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中属于刘秀集团核心成员的不过三十余人，其他人员成分很杂，有核心成员的父兄子弟，也有铜马渠帅、更始旧将及各地降将等刘秀不大信任的外围成员(80)。这些人大多原本就是豪族，封侯之后成为贵族，势力更大。令列侯救国便是刘秀针对他们采取的一项措施。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是岁……始遣列侯就国”。当时，刘秀正准备西征隗嚣，主要功臣大多仍在军中统兵或在朝中任职，奉诏就国的只有耿纯、邳彤两人。《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载：“乃拜纯为东郡太守……时发干长有罪，纯案奏，围守之，奏未下，长自杀。纯坐免，以列侯奉朝请……六年，定封为东光侯。纯辞就国，帝曰：‘文帝谓周勃，丞相吾所重，君为我率诸侯就国，今亦然也。’纯受诏而去。”同卷《邳彤传》：“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常从征伐。六年，就国。”耿纯此前因过免官，邳彤免少府后任侍中，也是闲职。当时就国的还有伏湛
《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为大司徒，封阳都侯……（建武五年十一月）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国。”由此看来，建武六年就国的列侯多是无职任者，耿纯是其中功劳最大的，故刘秀将他比作周勃。两年后，东郡发生叛乱，耿纯因“威信著于卫地”而复任东郡太守。邳彤、伏湛未再任职，其他就国的列侯想必也很少有重新受到任用者。 侯国隶属于郡，置相一人，“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于列侯。列侯在封国内但食租税，无治民权。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受到郡守和国相的严格监管。
上引《耿纯传》李贤注引《续汉书》载：耿纯原为高阳侯，就国前“上书自陈，前在东郡案诛涿郡太守朱英亲属，今国属涿，诚不自安”，刘秀“乃更封纯为东光侯”，国属渤海郡。连耿纯都怕受到郡守的报复，列侯就国后的处境可以想见。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载：和帝夺外戚窦氏之权，将窦宪兄弟“遣就国……为选严能相督察之”。此事表明侯国相有督察列侯的权力。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下·公沙穆传》：“迁缯相。时缯侯刘敞……所为多不法，废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还立嫡嗣。其苍头儿可犯法，皆受考之。”这更是侯国相督察列侯的生动事例。建武二年刘秀封功臣时下诏曰：“人情得足，苦干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傈傈，日甚一日。”授印绶时又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81) 反复告诫他们要遵守法令，可见对他们能否安分守己颇为担心。将无职任的列侯遣就国，当是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监管。 以上措施都比较隐蔽，力度也有限，故得以顺利实施，但不能根本扭转豪族势力猖獗的形势。相对而言，强化吏治是刘秀抑制豪族的主要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东汉王朝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