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我军欲借道老挝奇袭，武元甲：中国不敢，越南足以自保

“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喽！”，邓小平用悠闲淡定的语气在美国总统卡特面前，说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战略决策的核心“隐语”。

邓小平提到的这个“小朋友”自然是指越南，“打屁股”当然是特指惩戒。直爽坦露的西方人卡特起初并没有听懂他与邓小平密谈中，中国领导人的弦外之音。在弄懂了邓小平的真实用意后，卡特颇显紧张地规劝邓公慎重。但此时的越南早已骑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手握枪杆出身的邓公又岂会在此时装聋作哑、任人鱼肉。结束访美行程后的十二天后，震惊中外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国际上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中越战争”。

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中越之间由爱生恨，再到后来兵戎相见，个中缘由非常复杂。本文试图从近现代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胡志明时代的中越关系、黎笋的称霸野心、中苏关系的变迁、中美关系的缓和、苏越关系的急剧升温、邓小平高明的外交战、中越战争的概况等不同角度，来阐释中国军队借道老挝奇袭越南的计划的内幕始终，以及越南名将武元甲窥破中国军队不敢借道老挝奇袭越南，并声称越南有足够自保能力的底气所在，如有不周之处，望编辑和读者海涵。

近现代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中越自古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从秦始皇南征百越之战的“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到五代十国前的“安南都护府”。古代越南在一千年多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见诸于各大史籍，越南史学界将这段特殊时期称呼为“越南北属时期”。

而在中华文明漫长的浸染中，越南写汉字、习汉语，无论是从服饰、官制、建筑，还是从政治、儒学、思想等诸多方面来看，从里到外，越南几乎都将中华文化原版照抄了过去，因此，越南一度直言自诩为化外“小中华”。

到了近代，面对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先后入侵，中国人民应越南的请求，在自身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先后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一篇篇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中越之间“兄弟加同志”的佳话。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也就是新中国刚成立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期间，9年的越法战争和20年的越南战争，新中国从人力、物力、财力、工业等全方位都给予了越南共产主义式的无偿援助。

例如，1950年至1954年越法战争中，新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其中各种枪支11.6万余支；各类火炮420门；还有数不清的配套军事器材。

而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中，新中国先后为越南人民军组建了6个高炮营、1个工兵团、1个舟桥团、1个坦克团和1个歼击机团。并且向越南提供了足够装备陆海空200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以及帮助越南建立了一整套军工业生产体系。

彼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刚刚定型生产的56式冲锋枪和半的情况下，我们优先将最好的武器无偿援助给了越南5万支；而刚刚研制出来的重型舟桥，我们也毫不含糊地首先无偿援助给了越南同志。

不仅如此，在长期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中，新中国还派出了韦国清、陈赓等一批赫赫名将深入前线担任越南军事顾问，并毫无保留地将游击战、山地战、大兵团作战等核心战术的精髓全部倾囊相授，真正做到授人以渔。同时，我们派出了工程、防空、后勤、筑路等部队近32万大军来到越南北部境内，以保卫河内到友谊关的铁路交通沿线和重要目标，以确保新中国供应给越南的物资畅通无阻，甚至在远赴异国他乡的32万大军当中就有1400官兵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

不光在军事上我们穷尽所能地帮扶越南，在工业和经济上，我们也掏心窝子地给予了越南堪称全方位无死角的“保姆式”服务。

截止中越战争前夕，新中国已向越南无偿赠与了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以及全套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和数亿美元的现汇，成套建设项目共450个。光是专家和技术人员新中国都向越南派遣出了两万多人次。

有人核算，整个援越抗美期间，新中国对越南的总援助额高达惊人的100亿美元，而越南1979年GDP不到100亿美元，也就是说越南全国上下不吃不喝全额上贡两年才能全部还清。而如果将援越抗法也算进去，那么中国人民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外汇的援助总额高达惊人的203亿美元以上，而其中无偿援助占93%，低息或无息贷款占7%。

从以上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来看，近现代中国以来，中国给越南所提供的无私援助早已超越了共产主义精神；超出了世界上当今任何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有的担当。

胡志明时代的中越关系

按说，在中国人民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惜将最好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无偿赠与越南的情况下，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越南也应该懂得“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感念中国人民的恩惠。

然而，当我们抱着“同志加兄弟”、“比天高比海深”的感情来看待这位咫尺之遥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兄弟”时，越南却从背后给我们狠狠插了一刀，从此，至亲至密的“战友加兄弟”到头来却变成“东郭先生和狼”的翻版话剧。

其实，中越情仇的演变史就犹如一对“恋人”双方的琐碎摩擦和外部环境的变迁而导致的“情变”。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恶化也不全是传统“恋人”关系的破裂，更多的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魔咒”在作祟。当传统友好关系与国家利益产生龃龉时，是选择放下分歧维护好传统友谊，还是抛弃传统友谊追求国家利益，就成为考验一个国家执政者的烫手问题了。而很显然，追求实际利益最大化的越南却选择了踩在传统友谊上，宁可撕破脸也要争取所谓的利益，即便最后闹成了兵戎相见、鸡飞蛋打、得不偿失的局面也在所不惜。

近现代以来，越南对中国“拔刀相向”的苗头应该来说，在胡志明时代就已经初现端倪。胡志明时代，越南与新中国始终处于“恋人”般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期”既有近代两国悲惨命运的相似性；也有两国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共同奋斗的情感羁绊；而更多的则来源于新中国对越南海量的无私援助。

而当北方大国变成了对他没有利用价值的国家，沉淀在骨子里“北属警钟”便会让越南人时刻提防北方大国的“鲸吞”，这就是越南人的民族性，胡志明作为土生土长的越南人，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对中国既爱又怕的民族心理属性。

早在二战结束前夕，罗斯福就曾暗示蒋介石，战后中南半岛可以全部划入中国版图。此时的蒋介石内忧外患，本国的事务都应付不过来，哪里还有闲心思来收罗中南半岛。但这事却被胡志明知道了，因此，胡志明非常恼火地说道：“我们宁可吃50年的法国屎，也不尝千年的中国羹”。

因此，当二战结束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部举行日军投降仪式时，胡志明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胡志明为了让中国军队尽早撤离，一方面不断疯狂催促中国撤兵，另一方面又秘密与法军签订协议，试图以法军的驻守来换取中国军队的撤离。

事实上，“请神容易，送神难”。越南作为法国传统殖民地，在二战中被日军占领，现在日本投降，自己又受到胡志明的邀请岂可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法国就赖在了越南不走了，越法战争旋即爆发，越军一溃千里，后来在新中国的帮助下，法国人才被越南驱逐出境。

尽管越南人民在新中国的帮助下成功驱离了法国殖民者，但紧随而来的美国人却很快接手法国人控制的南越，并向胡志明控制的北越发起了攻击，新中国在胡志明的请求下，再次慷慨出手帮助越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可越南毕竟南北尚未实现一统，胡志明又希望新中国继续帮其完成统一大业，但没有得到新中国方面的回应。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越南开始对我国偶有抱怨。在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情况下，胡志明又向毛主席试探性提出新中国能否支持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

所谓“印度支那联邦”就是在越南的领导下将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合一，组建成中南半岛上一个全新的国家。胡志明的“大印度支那联邦”梦想自然遭到了毛主席的一口回绝，胡志明只得心生不快、悻悻作罢。

此时的中越之间虽小有罅隙，但主流关系却是如钢似铁如胶似漆，无可撼动，也确实是“兄弟加同志”的“铁哥们儿”。但要指出的是，胡志明时代的中国关系除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自然衍生出来的；更多的则是越南长期与法、美作战，中国作为最大的“金主”，胡志明离不开中国的强力支持，自然也就不敢放大同新中国的矛盾了。

黎笋称霸的野心

然而，中越之间的“蜜月期”很快伴随着革命老前辈胡志明的离世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胡志明去世后，越南国家的党政大权全部落入了黎笋之手。与胡志明不同的是，黎笋个人权力欲望极强、政治经验老到，且野心勃勃、奉行“枪杆子里出政权”。在胡志明尚未离世前，他就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排挤掉了胡志明的势力。到了胡志明执政晚期，胡志明实质上仅仅是越南革命精神最高的象征意义。

现在对黎笋威胁最大的胡志明不在了，黎笋自然会放开手脚全力实现他“雄霸天下”的野心。黎笋有三大野心：一、统一越南；二、建立“大印度支那联邦”；三、摆脱中国的束缚。

统一越南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早在胡志明生前北越就曾在南越中安插了大量地下工作者，且建立起了相当牢固可靠的武装组织，伴随着美军从南越撤走后，北越大军在黎笋的一声命令下摧枯拉朽打垮了南越，实现了越南南北一统。

但现在要组建“大印度支那联邦”可就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大国撑腰黎笋根本无法实现他的野心。越南从胡志明到黎笋都有“大印度支那联邦”的情结，而这个怪异情结的起源就在于，历史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将此三地统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

二战中，“印度支那联邦”的殖民者从法国人又变成了日本人，“印度支那联邦”三地的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在胡志明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开展对外反侵略斗争。

也就是基于这种畸形的关系，越南多次向老挝、柬埔寨提出了“特殊利益”诉求。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1975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北越5万大军的支持下从老挝王国手中夺过了政权，开启了社会主义事业。不过，要说明的是，北越的5万军队并没有就此撤出老挝，而是以军事顾问和军事训练等名义继续留在了老挝。

到了1977年，越南统一后，黎笋出访老挝更是与老挝签订了《越老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得越南与老挝确立了法理上和事实上的“特殊关系”。因此，很多越南人把持了老挝党政军的重要职位。也就是说，老挝当时就处于越南的直接控制之下了。

黎笋搞定了老挝，下一步就是柬埔寨了。与老挝开始亲美后来又亲越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柬埔寨始终都是亲华。黎笋很清楚，如果要打柬埔寨的主意势必会得罪新中国，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中国并不好得罪，除非有一个比中国更硬、更强大的靠山，黎笋才敢“大展拳脚”，在中国的面前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他丑陋的表演。而这个巨大的靠山就是苏联。

中苏关系的变迁

苏联与中国有着漫长中断的国境线，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苏联对中国的革命也有着巨大的贡献。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实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全面倒向苏联，苏联也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

据统计，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到1957年，短短七年间，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建项目从50个猛增至291个，援助金额高达30亿美元，从关乎国计民生的农林渔牧畜，到涉及国家工业支撑性力量的水泥、钢材、桥梁、煤炭、石油、汽车、军工、核武等等，苏联全方位给予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援建。

此时，苏联对新中国援建的项目横跨东西、地纵南北，中华大地上短短数年间大批成套轻重工业体系不断从无到有、平地而起。不光竭尽全力帮扶新中国创建全新的工业体系，苏联也派遣了大批援华专家来到新中国，在给新中国建设工业体系的同时，苏联也将大量先进技术和教育理念输送给了中国人民。

也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业体系，新中国从战前连火柴都不能造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可以生产飞机、坦克、货轮的工业化强国。

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中苏两国人民真是亲如一家人，苏联真真切切是我们的“苏联老大哥”。

然而，“蜜月期”总会有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的1956年，中苏关系达到了“蜜月期”的顶峰。但很快随之而来的是中苏关系急剧进入了“冷冬”。尤其是“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金门炮击”等层出不穷的事件，使得中苏关系持续恶化。

不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关系虽然严重恶化，但并未彻底走入“死胡同”。直到60年中后期，伴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不久，中苏关系全面走向敌对。苏联从西起新疆、中抵外蒙、东至东北的漫长边境线上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大有席卷南下，荡平他国之举。甚至在此期间，中苏之间爆发了珍宝岛战役等多次局部武装冲突。可以说，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宛如即将大战在即。

中美关系的缓和

在中苏关系陷入全面恶化的同时，苏联与美国在“冷战”交锋中却取得了战略层面上的进攻态势，美国身陷越战泥潭，处处防守倍感压力山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采取“均势外交”，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抵挡苏联的强势进攻态势，进而分散、削弱苏联在“冷战”格局中专注“爆锤”美国的局面。

美国的想法与中国一拍即合，恰在此时，中国不仅要面对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等诸多困境，新中国国内也是天灾人祸、动荡不安，国内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再加上苏美两国全面封锁，新中国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

美国主动抛出“橄榄枝”的做法恰好正中新中国的下怀，也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性利益，更有利于新中国反击苏联的全面扼杀。

很快，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开启了首轮访华“破冰之旅”，新中国也积极回应，中美两国在上海发布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从此走向正常化。

到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级大使关系，中美关系自此开启了书写了新时代、新篇章。

苏越关系的急剧升温

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解冻”很快招致了越南的疯狂指责，在黎笋看来，彼时的越南前脚刚刚赶跑侵略越南的头号大敌美国人，现在他们的北方邻居却要跟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眉来眼去”，从情感上来说，实在无法接受，且让民族自尊心卑弱的越南更是感受到了来北方的“巨大威胁”。

更何况，在苏联看来，美国也是苏联的头号大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大敌，谁跟美国走得近，谁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敌人。

而越南东控南海、西连中南半岛、北接中国、南望马六甲海峡，距离南沙、西沙仅五六百公里，其空军的作战半径可以轻松覆盖南海海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苏联要从战略态势上多找个“帮手”来压制新中国，以便其全力同美国争霸，越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最佳首选。于是，越南很快就成为了苏联积极拉拢的对象。恰在此时，刚刚完成一统越南南北事业的黎笋，见到了苏联“老大哥”主动抛出的“蜜糖”，大喜之下立马一脚踢开新中国，投入了到了苏联的怀抱。

经过越南与苏联的接触，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将会无偿援助越南大批武器装备，并积极支持越南的“大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作为等价交换，苏联也取得了越南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租借和使用权。

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简单来说，也就是无论越南怎么胡闹蹦跶，只要遭到他国军事打击，苏联有义务给予相应的军事援助，甚至不排除直接出兵。黎笋终于找到了一个足够匹敌新中国的“金主”了，是时候甩开膀子去实现他野心勃勃的“大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了，他再也用不着投鼠忌器了，既然不用看新中国的“脸色”，那就撇开他单独干吧，一句话！挡我者死！至少在黎笋看来，有了苏联加持的越南军力强盛，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实在不为过，被表象冲昏了头的黎笋，立马开始了他的作死大秀。

邓小平高明的外交战

越南统一了，老挝被控制了，现在只剩下柬埔寨了，黎笋距离“大印度支那联邦”的春秋大梦只差这最后一步了，加上又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加身，拿下区区柬埔寨，摆脱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羁绊，再坐拥红河平原一飞冲天。想想都觉得惊险刺激，前途一片美好光明，黎笋彻底陷入了极度亢奋的状态。

就在《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的一个月后，早已按捺不住黎笋，命令越南25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柬埔寨，短短19天，柬埔寨旋即宣告亡国，越军一举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

其实，在此之前，新中国曾多次严正警告越南不要玩火自焚，尤其是在越南整军备战企图快速占领柬埔寨前，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控诉“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且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是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进犯柬埔寨，并且轻易得手。与此同时，越南也开始疯狂地排华活动，对内残酷迫害华侨华人，没收了他们一切的合法财产。对外则频频袭扰中国边境，射杀我驻防军人。

面对黎笋咄咄逼人的态势，布局高超的谋略家邓小平决定在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先从国际外交着手，突破苏联与越南对中国形成的南北战略包围态势，分化、瓦解苏越同盟，让中越战争打响后，百万苏军不敢妄动；让世界其他各国都不敢妄动，以确保对越作战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做出这个预判和决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实地缘战略的分析和国际利益的考量。邓小平把此行的外交之旅国家分为三个大类，即地缘战略上受越南直接威胁的中南半岛国家；周边有可能“打黑枪”的国家以及苏联的敌对国家。

首先便是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从战略态势来看，越南一旦占领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就没有缓冲地带，马六甲就成为了“小霸王”越南的染指对象。越南虽然吹嘘“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当时的中南半岛确实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扛住越南的军事打击，如果放任越南肆意妄为，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将难逃越南的“毒手”。

因此，中南半岛上的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划入邓小平访问的名单。邓小平对东南亚国家明确承诺放弃革命输出，不承认双重国籍，并强调当地华人要热爱自己所在地的国家，同时将对越南动武的信号传递给东南亚各国。在邓小平巧妙的操盘下，东南亚诸国都纷纷表示不会与中国为敌，甚至泰国明确表示，中国可以借道泰国的领空，向柬埔寨运输支援物资。

其次，对于周边有可能“打黑枪”的国家，邓小平也着重进行了访问。当时周边有可能搞小动作的主要有印度和朝鲜。中印因边界纷争于1962年兵戎相见，印度在此役中惨败，解放军若非适时停止追击，将会长驱直入攻入印度首都新德里。

而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印战争中，印度被打得满地找牙后，印度全国上下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甚至尼赫鲁都有了迁都的打算，印度在此役中可谓出尽了洋相。正是由于当时的解放军把印军打得太惨，因此给印度留下了极度阴暗和仇视的心理，尽管此时距离中印战争已经过去了足足17年，中印关系也逐渐得到了缓和，但困扰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犹存，新仇旧恨下难保印度不会趁火打劫。

于是，邓小平出访游移于中印之间的尼泊尔，通过尼泊尔向印度传递了友善的信号，当然，邓小平柔中带刚的精神意味，尼泊尔也一并传达给了印度。那么，这样一来，印度就不敢再轻易在边境“打黑枪”了。

朝鲜作为新中国用鲜血浇筑起来的国家和铁杆盟友，中朝双方的传统友谊是经过时间和历史考验过了的，因此，“打黑枪”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但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

邓小平在决定对越作战前自然要把工作做到天衣无缝。

更何况，朝鲜地理位置特殊，且又夹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难保不会在苏联的强压下在舆论上给当时的我们制造不好的影响。因此，邓小平又巧借朝鲜建国30周年的日子亲赴访问，并足足滞留朝鲜五日，给足了金日成面子。

这样一来，邓小平完美迎合了金日成自视甚高的心态，朝鲜在中国对越作战中采取了中立默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最后，邓小平要搞定的便是苏联的敌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敌对国家有很多，不过，放眼亚洲乃至世界，与苏联敌对情绪较为严重的国家，且拥有不俗实力的国家也只有日本和美国了。

日本自不必说，从当年150万苏联红军砍瓜切菜般地铲平了盘踞中国东三省的70多万日本关东军，到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尽归苏联囊中，相信亚洲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恨透苏联的了。

而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尽管美苏两国不接壤，历史上也从未有任何过节，但在当时的世界大潮下，领导世界的霸权也只能容得下美国和苏联当中其中的一个国家。且美苏“冷战”到此时已进入到关键阶段，美国在苏联的强势打压下步步防守。对付苏联，美国和日本自然会不遗余力。

在邓小平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高明外交斡旋下，很快，越南被孤立；苏联被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牵制，苏越同盟关系事实上已沦为一纸空文，苏联也只能从口头上给予越南声援，而并不敢在军事上与越南同时向新中国南北夹击。

中越战争的概况

在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彻底瓦解掉了苏越同盟关系后，邓小平终于决定要狠狠教训下黎笋这个“跳梁小丑”了。

1979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为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指挥东线集团第41、42、43、54、55军及欠149师的第50军；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西线集团第11、13、14军和50军149师。

此次出兵至少共计30个师，总兵力56万人，海、陆、空三军齐出，空军出动774架飞机，担任境内防空巡逻任务。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担负机场对空保卫任务；海军南海舰队在北部湾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120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170余架待命行动。

为防备苏联在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南海舰队组建了一支代号为217的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打击苏联、越南入侵西沙群岛，以及破坏中国海上钻井平台，空袭中国沿海港口和重要设施的行动。

在南线部队全面备战的同时，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均进入一级战备，防备苏联的进攻。

南线和北线全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后，东、西两大集团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地采取“牛刀杀鸡”的战法直接平推了过去。短短两周，我军就向越南纵深推进了40公里，部署在越南北方的15万大军溃不成军。

此后，我军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越南北部基本上全部被攻克，再往前打就是越南的首都河内了。但此时中央军委下达了撤军的命令。在回撤的过程中，我军发现越军把当年新中国支援给他们的物资丢弃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痛心之下大骂越南人没良心，依照上级指令，解放军战士再回撤时，将当年新中国支援的物资能带回的全部带回国，实在带不走的就地销毁。

很快，在一声命令下，当年新中国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援建的越南北部地区的工矿业和基础设施等全部被摧毁，整个越南北部化为一片废墟。据说，战后黎笋亲赴越南北部考察，看到整个该地全部化作了一片焦土，北部一夜之间重新被打回了原始社会，久久如鲠在喉，不能言语。

借道老挝奇袭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夕，当年的中国军队其实有两套作战方案。一套作战方案是用“牛刀杀鸡”的方式，东、西两线直线平推；另外一套作战方案则是借道老挝将越南一分为二，来个南北夹击，以彻底解决后患。

借道老挝奇袭越南的作战计划，具体详情是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昇将军指挥第50、54两个集团军，从西双版纳进入老挝，直接穿插到越南腹部，将越南“拦腰截断”。这个计划如果成功越南北部的军队就会被“包饺子”，我军就会对越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表面上看，借道老挝奇袭越南看似是一套堪称完美的战法，不仅可以将速战速决，还能将越南肢解，以彻底打怕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不过，借道老挝在当时只是个备用的战法，只有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才可能启用。但实际上，以当时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越南压根儿就不是新中国的对手，因此，这个作战计划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即便要使用这个计划，借道老挝奇袭越南也仅仅只是个美好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五大点：

首先，就战争本身的性质定位而言，对越自卫反击战只是一场针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争的目的是自卫，而非灭国之战，因此才有了邓小平访美时说的“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喽！”。从邓小平此语来分析，作为一位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大事上，他早已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了精准定位了。

其次，对越自卫反击战，如果采取借道老挝奇袭越南，势必动作太大，这样就会给苏联以堂而皇之的出兵口实。尽管邓小平的外交之旅取得了非凡成就，苏联在美国等国家的牵制下不敢冒然出兵介入，但战争没有进行到最后，谁都不清楚将会发生何种变数，因此，中国高层断然不会拿这么冒险的战略计划行事。

第三，邓小平的外交胜利，虽然争取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但持反对态度的也不在少数。除了苏联，蒙古、老挝、阿富汗、印度都不支持新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自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跟班“小弟”也跟苏联同穿一条裤子了。

第四，老挝尽管当时事实上已被越南彻底控制，但对外依旧号称是一个主权国家，老挝也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越自卫反击战了，当然也不会借道给中国军队。而老挝也很清楚，一旦借道给中国军队去奇袭越南，必然会引起越南的怨恨，到头来越南绝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借道老挝实际上就已经被堵死了。

第五，东南亚地形复杂、气候湿热、丛林气候变化莫测，中国军队在缺乏后勤给养的情况下冒然长途奔袭、借道老挝，无异于一支孤师远征的部队。况且，越军的主力部队此时尚在柬埔寨，越军对老挝的熟悉程度远超中国，一旦中国军队贸贸然深入老挝，不仅无法完成奇袭越南的计划，且极易遭到善于丛林作战的越军主力的打击，届时，客场作战的中国军队，必然会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分析，借道老挝奇袭越南只是个美好的设想，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即便付诸实施了最后也必然凶多吉少。

武元甲：中国不敢，越南足以自保

其实，不光是当时的中国军队不敢使用这套非常冒险的战法，越南名将武元甲在事后也说：中国不敢借道老挝奇袭越南，甚至他一度猖狂地说出越南有足够自保能力这样的话语。

武元甲是胡志明一手提携起来的名将。在1969年以前的所有越南重大战争中都有武元甲的影子，无论是从越法战争越南战争，武元甲的功劳都极为显赫。

在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中，武元甲率部歼灭法军1.6万人，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并将法国人赶出了越南。在越南战争中，武元甲指挥的越军也让美国人在越南损兵折将、头疼不已。因此，美国《时代》周刊曾经三次把他作为封面人物，西方诸国的军事家们都把他称作“奠边府之虎”和“红色拿破仑”。

尽管武元甲在众多的越南将领中比较能打，堪称是越南军队的灵魂丰碑式人物，但此人却主张对华友善。在胡志明去世后，武元甲的权力开始被黎笋架空，尤其是在中越战争爆发前，他实际上早已退出了越南军界的核心圈子，但他也曾多次规劝黎笋不要做有损中越关系的举动，可惜，此时的武元甲早已被黎笋抛弃，狼子野心的黎笋又怎么会听得进去一名“过气”老将的忠告呢。

现在中越开战已无法回头，面对56万大军从北方直扑了过来，即便是武元甲无心与新中国为敌，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了，武元甲所要做的就是站在越南的立场上与中国军队决死一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打响时，越南的士气并不旺盛，武元甲为了鼓励士气发表了著名的“2.18演讲”。在演讲中，武元甲狂傲地宣称：中国军队久未经过战火的洗礼，战斗力呈直线下降；中国经济此前在国内的动乱中也足足停滞了十年等等。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同时他万丈豪言地表示“同志们，我们一旦受到攻击，苏联同志会在30分钟之内有所行动。”

但很可惜的是，中国军队既未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苏联也没有如其所愿地出兵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猛虎下山之势，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摧枯拉朽般地席卷了越南北部地区，以至于黎笋又是闹着要迁都；又是宣布越南全员皆兵，惊慌失措之下吓得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而苏联更是“光打雷不下雨”，仅仅口头上声援了下越南，军事上未见有任何异动。

战后，武元甲以越南副总理的身份，就刚刚过去的中越战争在越南第六届国会第五次会议上做了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武元甲指出：越南军民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击退”了中国军队，这无疑向世界表明越南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无论是中国军队采取何种战略战术都无法打垮英勇善战的越南军民，即便是借道老挝也无法做到。

换而言之，也就是说，武元甲认为我军不敢借道老挝奇袭越南，越南无论是遭遇了谁的进攻都有足够的自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