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刘邦为了分化瓦解项羽的势力，一方面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王，如张耳、英布、吴芮、臧荼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满足其重要将领割地分封的要求，陆续封了一些诸侯王，如韩信、彭越等。不过刘邦沛县起兵的骨干却几乎都是封侯，如萧何、曹参、樊哙等，只有卢绾作为发小及同窗，被封了燕王，那么，为什么为何只有卢绾获封异姓王？
卢绾幼年交好刘邦，二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作为发小及同窗，深得刘邦的信任，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身随左右，共同起兵，刘邦称帝后，卢绾甚至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与刘邦的弟弟刘交一样受到极度信任，传递各种隐秘的旨意。
因此，作为功臣中刘邦最为亲近之人，卢绾的受封标志着刘邦整体分封策略的转变。
自还定三秦开始，刘邦便有意识地着力重建郡县体制，然而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得不采取分封异姓诸侯王的策略。在击败项羽以后，刘邦仍试图恢复郡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朝无法有效控制原六国故土，而卢绾受封燕王则标志着刘邦放弃直接恢复郡县，而逐步转向分封同姓王，走郡国并行制的策略。
首先看一下刘邦在楚汉时期的扩张
在楚汉争霸的初期，刘邦先是还定三秦，后逐步向韩魏地区扩张，而在这一过程中，设置郡县一直是刘邦的主要规划：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
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
然而，在楚汉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刘邦项羽对峙于成皋、荥阳，韩信率军北上时，刘邦的郡县计划受到了挫败：
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韩信请立张耳为王的理由是“以镇抚其国”。
井陉之战发生于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此战后汉军延续了此前设置郡县的方式，“置常山、代郡”，而“乃立张耳为赵王”则被记于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
这说明在井陉之战的胜利后，韩信沿用了汉军以往战略，在赵地设置郡县，然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仍难彻底控制，以至于被迫向刘邦请求“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
类似的事更为明显的发生于韩信请立为假王时：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如“镇抚其国”类似，韩信在此提出的理由是“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这一方面是对齐地风俗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是对彼时政治形势的描述，直到垓下之战前夕，仍需“（曹）参留平齐未服者”，说明在楚汉战争进入尾声时，汉军仍未彻底征服齐地。
在赵、齐两个例子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处：第一，赵、齐的封王经过与请求说明，在秦汉之际的背景下，以郡县制控制山东六国的确存在困难，尤其是赵、燕、齐、楚地区；第二，在封王过程中，刘邦的态度是极为激烈的。
井陉之战结束于汉三年十月，然而直到汉四年十一月张耳才正式封王，这说明刘邦对此是并不情愿的，他仍然希望尝试以郡县统治赵地。而当韩信的请求发来，刘邦更是直接破口大骂，这充分说明了刘邦对于直接采取郡县制仍然保持了极深的执念。
刘邦最终接受分封异姓诸侯或许在垓下决战前夕：
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
於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
因此，垓下之战前所确认的并非后世常见的君臣关系，而是盟主与诸侯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则在韩信领衔异姓王的劝进上疏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在此，韩信等异姓王均强调了刘邦的分封之德，这同样也是对于刘邦的一种提示。以汉王即帝位为标志，汉初的政治格局得到第一次确认，与其说是汉初的形势是秦始皇式的“并天下”，不如说是“共天下”，而刘邦此前试图全面恢复郡县的尝试被迫搁浅。
然而异姓王格局并不是汉初政治的终点，以楚汉战争的结束为新的节点，刘邦开始了新一轮对异姓王的“再征服”。
在传统观点中，垓下之战后的汉军的胜利已经得到了确认，平定异姓王仅仅是汉朝内部的反覆，然而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并非如此，平定异姓王的危险与楚汉争霸并无本质区别：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此时为汉八年（公元前199年），无论是刘邦还是萧何，均认可“天下方未定”“成败未可知”，与之类似，此前贯高在谋刺高祖时也曾表示：“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而在劝谏刘邦定都关中时，娄敬、张良同样将东方诸侯视为假想敌：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因此平定异姓王的过程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容易，汉朝时刻处于倾覆的危险之中。
基于这种背景认知，再来看一看刘邦平定异姓王的过程：
在“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齐地并非分封，而是置为郡县。随后，“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在平定之后其地也被置为南阳郡。这说明在平定异姓王初期，刘邦再次着手恢复郡县制。
然而以燕王臧荼反，刘邦立卢绾为燕王开始，刘邦对于异姓王的征服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放弃全面恢复郡县的尝试，转向了分封同姓王的新政治格局，而分封最为亲近的卢绾，则是对于这一转变的“试探”。
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
关于群臣之间功多的问题其实在当年之初早有有过讨论，当时功臣以曹参功最多，最终在刘邦的亲自拍板下确定萧何功最多，无论如何都不涉及卢绾，此时群臣以“卢绾功最多”为由请立燕王显然并非真意。
他们请立卢绾的实际理由是卢绾与刘邦亲近，“知上欲王卢绾”，但是在正式的谏言中仍需抬出作为秦末共识的“功多”之论。
卢绾受封意味着刘邦试探的成功，同时也暗示了汉初政治形势的悄然变化：皇权正在逐步确立，但改变被隐藏在过去的话语之中。
无独有偶，在废韩信楚王时，刘邦同样“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尽管无法了解“会诸侯于陈”的具体经过，但是显然，在刘邦实现废楚王的过程中，仍需在仪式上保持“共天下”的形式。
就在废韩信十余日后，刘邦正式下诏开始了分封同姓王的进程：
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絜者，王齐、荆地。
与荆王刘贾一并受封的还有楚王刘交、齐王刘肥，在彻底平定异姓王后，又立兄仲、子恒为代王，子如意为赵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兄子濞为吴王，子建为燕王，最终形成了同姓王格局。
如果将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同姓王格局与汉五年的异姓王格局进行对比，会发现，在平定异姓王之后，由汉直接郡县管辖的土地反而变少了：朝廷不仅吐出了齐地，而另行分封了代国。结合刘邦此前两次恢复郡县的尝试，这是否意味着汉朝集权化的退却呢？
其实在分封卢绾前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分别发生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暗示了汉初皇权的走向。
汉五年，高祖置酒洛阳，向功臣们询问自己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段对话耳熟能详，经常被作为理解项羽失败的原因，不过高起、王陵所回答的，其实是楚汉争霸时期的“标准答案”。
刘邦的胜利与其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分封策略高度相关，甚至其最终得以称帝，也是因为诸侯感念其分封之德，而这一共识更是贯穿了整个楚汉战争时期。
早在汉中对时期，韩信便指责项羽妇人之仁：“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其言辞与高起、王陵并无一致，并进而规劝刘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其观点与称帝上疏一致。
无独有偶，曾在垓下之战前劝谏刘邦“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的张良，此前在反驳郦食其时也曾强调：“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换句话说，无论是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还是确立政治秩序的称帝上疏中，分封的重要性都是汉初的基本共识，然而在汉五年的这次置酒对谈中，当高起、王陵重新摆出此前的“标准答案”时，刘邦不认账了。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在这种表述中，刘邦改变了了自己与功臣的关系。在劝进上疏中，刘邦与异姓王实为盟主与诸侯的关系；而当刘邦在谈及“吾能用之”时，实际上悄然将二者的关系转变为后世的君臣关系。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韩信，彼时裂土一方的异姓诸侯，在此种表述中被转变为与萧何近似的汉家臣子。
如果说对于汉五年刘邦与功臣对话还有不同解读方式的话，那么汉七年叔孙通起朝仪则更为明显的展示了政治文化的转变：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当异姓王上疏请刘邦称帝时，刘邦认为所谓帝号不过虚名，“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然而在叔孙通起朝仪后，“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从君臣置酒对谈到封卢绾为燕王，从会诸侯废韩信到叔孙通起朝仪，汉初的皇权政治文化便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在诛吕之乱中，齐王刘襄在书信中提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这或许说明，同姓王的继位不仅仅是父子相承，还需得到汉帝的认可。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汉初异姓王张敖继承张耳王位时，仅仅表述为“子敖嗣立为赵王”，其中“嗣立”所暗示的政治程序显然与刘襄有所差异。
刘邦如何认识自己所留下的遗产不得而知，然而就其在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留下的诏书来看，他似乎彻底放下了曾经对于郡县帝国的执着：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在几乎是要盖棺定论的时刻，或许是政治形势的限制，或许是自己内心的解脱，刘邦回归了“共定天下”的政治表述，也认可了同姓王的政治格局。
刘邦平定异姓王、分封同姓王是汉代重新走向大一统的重要一环，“郡国并行制”是当时刘邦能够选择的最优出路，虽然它从来不是刘邦最想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