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宏运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西安事变指挥部旧址（图源：西安事变纪念馆网站）
写西安事变的文章已经很多，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视角，或追忆或探讨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为尊重历史，保存记忆，我将自己的见闻写出来。西安当时市民有20万，如果有更多的人，写出底层群众的动态，是可以丰富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的。
一、东北军、西北军的相互猜忌对立及其与蒋介石之嫌隙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我在西安书院内西师附小读书。我父亲魏应中原属方振武部下，参加过第二期北伐和察绥抗日同盟军，当时在杨虎城警备第一旅特务团任职，先任营副，后为二营重机枪连长。团长王子伟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是个读书人，为人忠厚，我见过多次。
西北军中一般的机枪连只有4铤机枪，重机枪连也只有6铤，都是捷克式的，还有10多匹马和10支长枪。这二营重机枪连原先担任绥靖公署警卫，驻在新城内，后被派到钟鼓楼警戒。钟楼是全市的制高点，俗语以“陕西有个钟鼓楼，半截在天里头”形容其高度。在当时，立其上可以俯视全城。以钟楼为中轴，距城东门2150米，距西门2106米，距北门2038米，距南门620米，东南西北四大街是城市的干线。因此，当时钟鼓楼的军事地位特别重要。
1935年10月，蒋介石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副之。张学良的东北军15万人（一说13万人）相继入陕，与杨虎城之4万人经常摩擦和冲突。担任钟鼓楼警戒任务的重机枪连是提防东北军的。据先父讲：上级要求，若发生紧急情况，立即报告绥靖公署。该连为了显示自己的警惕和力量，经常在四大街跑步和操练。
蒋介石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陕北红军，他亲自督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忠实地执行命令，但每次进攻红军，都遭到失败，折兵损将又得不到补充。从沉痛的失败教训中，他们慢慢地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枪口对外的主张，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政治路线，与红军应该是相互支持的，而不是仇杀，并对蒋介石已抱有反感。杨虎城在新城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周会上说：“17路军的武器弹药大炮等都是敌人送给我们的，上级没有给我们补充过一枪一弹”。这已吐露出他对南京的不满。在此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逐步呈现出来，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悄悄地形成。这是蒋介石未曾料到的。
二、长安军官训练团
为消除相互猜忌、隔阂和对抗，增加互信，张学良和杨虎城商议创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校长，他们二人任副校长。实际上蒋介石从未到任。
训练团设于终南山脚下的王曲，距离西安20公里。因地属长安，也称长安训练团。王曲在历史上是有名气的，相传武王伐纣时，纣王的太师死在这里。军阀陈树藩的将领在此地购置稻田，附近的居民，多属佃户。训练团设于绝禄岭，没有营房，住于窑洞中，每一窑洞可容纳三四十人，简陋得很。
训练团共办了三期，学员从连长到师长，每期三四百人。1936年农历三月初，第一期训练团开学，先父是以警一旅重机枪连连长的身份参加的。
第一期学员按规定于开学前两天报到。开学当天，张学良乘小卧车到校，没有欢迎仪式。学员集合在演讲台下，王以哲等人陪同张学良走上演讲台，稍为休息，就举行开学典礼。听众将视线都集中到张学良身上，目睹长官风采。张学良在典礼上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同学们！你们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在国难最严重的时刻，我与杨虎城将军商量，将你们召集在这里听训。为使两军打破界限，团结起来，联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救亡图存，复兴国家，才办这个训练团，希望你们多加努力。杨虎城的讲话与张学良的差不多。
王以哲担负训练团的主要工作。开学的头一堂课是他讲的。首先他讲了训练团的筹备事宜和训练团的目的和要求。大意是：你们是部队的中下级军官，都是领导者，对纪律方面我不必多说，肯定你们是会守纪律的。因为训练团是在万难中办的，经济十分困难，一切设备都很简陋，没有固定教官，也没有课本。这些教官都是部队的领导人，由他们给你们作报告、讲话。希望你们要动脑筋，要记笔记，讨论时要踊跃发言。其次，他提出学员们不要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界限，而是要紧密结合起来，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在抗日前线上相互支援，相信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王以哲的讲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第一期训练团，张学良来了两次，杨虎城来了一次。他们还到各宿舍看了看。
先父讲，有两个人的讲话给他们的印象很深，一个可能是红军将领张国焘，身着便服，讲话有口音，学员们听不太懂。还有一位，个子不高，40岁上下，讲话时在黑板上写了“领袖”两个字，然后很激愤地用粉笔在上面打了两个叉。当时学员都有些疑惑，直到蒋介石被抓，才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训练团的生活很好，每餐都有肉，在饭场上一摊一摊围着吃，每摊六个人。每周六的最后一堂课，都是王以哲讲话，讲完话，时间到了，学员们就上汽车，被拉到钟楼附近，有家的回家，无家的回部队。星期日，汽车开到钟楼和南门附近，把学员们送到王曲。在训练结束的那一天，吃得更为丰富。在军乐队中，张学良和其他领导人讲了话后，就坐上汽车，回到各自部队去了。
训练团没有军事训练，全是政治训练。培训时间不长，但是学员收效极丰。训练团实际上为两军合作发动西安事变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三、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
1936年12月12日六点左右，我被枪炮声惊醒，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像往常一样，七点多我背起书包上学堂。路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十字路口上有站岗的，端着枪，我走过两个十字路口。我家住在东仓门附近马厂子三道巷，走到东厅门和木头市交道口，站在十字路口和房屋上的军人，大声喊着，不准我再向前走。我看到南城墙上的机关枪对准了设于碑林旁边的宪兵营。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按原路返回。下午我到菊花园附近的东大街，看到街上的商店都关着门，人们一群一群地听着年轻的战士和救国会的人士宣讲张、杨的八大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的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还讲到拘捕了蒋介石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政府高级官员。《西京日报》（后改为《解放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印发号外散发给群众，大街上没有骚乱和抢劫。
西安旧貌换新颜。剿匪总司令部被取消了，新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召开了各种集会，全城贴满了抗日的标语。救国会和学生联合会展开了宣传。群众大会举行了多次。13日由救国会在革命公园召开的群众大会，张学良出席作了演说，据史沫德莱《中国之战歌》记述：“他 (指张——笔者注) 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政府的行动和他屡次和委员长的论战作一番检讨。据他指出，那论战是关涉到一个‘不合人民要求的政策的’。张将军当即声称：我愿意和抗日战线上的武装同志们站在一起。全国人民必须起来奋励前进。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让我们的血为保卫国家而流吧。”
当时《申报》登载西安被抢掠了三天，这是无稽之谈。考察事实，杨虎城部队冲入西京招待所时曾有抢掠行为，但立即遭到军官的制止和训斥，物归原主。美国作家詹姆斯·贝特兰极客观地叙述了自己的见闻：“西安城内整日戒严，店铺都关上排门，银行不开，商业停顿了整整一个上午。但到了下午，人们又在街上走动了。虽然任何群集都有被士兵们阻拦和检查的可能。没有什么抢掠的事情，在一度惊慌之后，一切都很平静。”史沫特莱应邀及时在西京广播电台以英语广播了西安的实情说：“没有出现任何的动乱。”这是对造谣者有力的回击。《大公报》《申报》所发表的时评和时论，将蒋介石九一八以来对日的屈辱和妥协，使国土丧失了大半，说成是爱国的，将张、杨要求抗日，实行兵谏说成叛国，颠倒了历史。
四、军事背后的政治谈判
人们当时关心和议论的话题，不是蒋介石何时释放，而是西安局势如何发展，从事变发生的那一天，南京就派飞机在西安上空威胁，随后又在渭南、三原等地狂轰猛炸。动员陆军20万人分东西两路进犯西安，东路由顾祝同、樊崧甫指挥入了潼关华县渭南，西路由胡宗南指挥进至凤翔等地。还派了监察院长于右任赴陕，名为宣慰，实为离间、分化、收买张、杨旧部。驻大荔的杨部冯钦哉被收买了，12月19日任渭北“剿匪”司令；张部刘多荃师及唐君尧第一旅也倒向南京，对西安采取包围形势。东路南京军也占领兰田等地；西路方面，警一旅和胡宗南部交锋后由凤翔向西安退却。西安构筑了城防工事，呈现出与中央军决战的态势。
在军事包围的背后，是政治谈判。12月16日，张学良派飞机迎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到西安共商国是。周恩来以充分的论述，说服各方面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蒋介石“对于副司令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完全容纳，即定返京施行”。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但其军队仍猛攻如故，要会师西安。被称为“叛都”的西安仅存了44天。南京政府军队开进西安了，生机勃勃的西安，顿时为恐怖气息所笼罩，街上原有的抗日标语也都被取消。
五、千古功臣张、杨两将军
但历史从此的确有了巨变。詹姆斯·贝特兰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景：“蒋介石在西安牢狱里念着圣经，跟善于说服人的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民族危机的探照灯，照明了南京政治猎场某些黑暗的角落。”周恩来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最初在潼关和顾祝同会谈，后又飞往南京，与南京政府代表张冲谈判。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已达成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中国近代史开始了新的一页。西安事变，功莫大焉。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张、杨两将军是值得怀念的，他们是千古功臣。”细读历史，在民族面临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时，他们提出了八大主张，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其思想光芒必然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永远具有显著的地位，这是历史的结论。
作者魏宏运，系南开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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