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了
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不久，这个敌后的抗日堡垒就引起了国内外备方面的重视。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朋友，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我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而我们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的巩固和扩大呢？
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历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侵略者就是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它以为，只要它打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搞起来，中国人就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它们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唐的汉奸政府，一个蒙古的伪德王政府，在南京搞了一个汪精卫的汉奸政府，想利用刺刀支撑的伪政权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些空架子，谁听它的？！
再说，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的民族，要想征服它，是不可能的。抗战中间，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汉奸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他们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是死也不会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已经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觉得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我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同外界接触很少，高达千仞的山峦，使他们和外界隔绝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象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群众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他们推举三位老人管理这一地区的事情，老人去世一位再替补一位。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的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象这种什么外人也没有进去过的地方，我们都深入进去了。
又如易县的杨家台，旧政权时代，几十年间都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去过，老百姓没见过当兵的，不知道军队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偏僻的山沟，要不要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的同志听到传闻，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我当时提出过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我们进去以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老百姓对我们很好。“野三坡”和杨家台那些地方，都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我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由于紧紧地把握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我们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实施一系列的政策，这些都是发动群众的根本问题。此外，也还要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当我们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就尽可能抽出较多的工作人员，组织许多工作团和工作小组，分散到各个地区工作，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凡是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当地群众就纷纷起来，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等到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民主与自由的革命群众，抗日积极性空前活跃。
晋察冀各地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各种群众团体已纷纷组织起来。一些较大的群众团体，那时已经能选派代表出席会议。这些群众团体，都拥有广大的群众，如农民救国会的会员人数，在成立之后的很短时间内，统计已达五十七万人以上，其他群众团体的会员，也都占有很大的数目。
随着群众抗日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群众普遍组织起来了，人民武装成长壮大了，对部队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日益活跃了。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条件，就使晋察冀边区逐步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敌后斗争中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使边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汉奸、特务、土匪要想在根据地活动，是很困难的。因为，群众熟悉自己的村庄和邻里，谁个好谁个坏，大家都一清二楚，坏人是不能轻易活动的。如果来个生人，来来往往地活动，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所以，我常说，在杭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
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出师华北之前，在洛川会议上，我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晋察冀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例如，每年我们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啊！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敌人对我们是恨之入骨的，“扫荡”时连我们修建的厕所都毁掉了，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
部队每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部队单独活动的人员也是如此。如果那个村庄支付的粮食超过所存的公粮数，政府再凭这些粮票从其他村庄输入补还。至于公粮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句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
还有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也是战争中间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长征的时候，一路转战，我们始终没有个落脚的地方，大批的伤病员无处安置，红军是吃尽了苦头的。抗战期间，情况大不相同了，军区和各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医院，少数零星的伤病员无法送往医院的，距敌较远的村庄就是伤病员的临时医院，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就是最好的护士和卫兵。人民群众象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这些为他们流血受伤的英勇战士，不单为伤病员烧水做饭，有些群众经过简短的训练还能为伤病员包扎换药。伤病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我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这个名字一直叫得很响。为什么要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呢？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
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子弟兵是个很好的称呼，我们军区创办的报纸，从一九四一年起也改用了《子弟兵》的名称。
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情形，在抗日战争中一直被传为佳话。有一首歌曲，歌颂了人民踊跃参加子弟兵的盛况，其中有两句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边区人民彻底打破了在旧社会流传多年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每逢参军动员的时候，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的青年，要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象过节一样热闹。
由于各地的新战士大都是以县为单位集中的，以地方命名的团、营大批地涌进了子弟兵团。例如，在平山县曾经有过“平山团”，全团战士都是平山人民的子弟。在阜平、灵寿也成立过“阜平营”、“灵寿营”。在望都、唐县、五台、盂县，都曾在该地先行成立过地方的排、连、营、团，然后整队的编入子弟兵的行列。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来晋察冀边区考察的时候，在他撰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曾这样热情地赞颂晋察冀的子弟兵团：“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团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还为我们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场。
那时，军区机关和边区政府的驻地，距敌人的据点不过几十华里，只有步行一天的路程，敌人一个突袭，就可以进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可是，它平时不敢贸然突进，“扫荡”中又往往扑空。我们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桑木说：
“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例如，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是很有传奇性的。过去，我们的电话线是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一九三九年，我们将所有的电话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的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小股敌人上山，有被我们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只得听任“飞线”高挂蓝天。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还推广过。
这些“飞线”开始时是单路单线，后来架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县份连在一起，简直是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障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铁路线两侧的电话线，就是我们架设线路的“大仓库”，随时可以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是我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的故事，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奸细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是不能通过的。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我们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地报告到各级领导机关。
电话站也组成了一个网，每个站人数不多，十分机动灵活。在反“扫荡”当中，他们严密掌握敌情，甚至在山头上直接观察敌人的行动，用电话把敌情报告给领导机关，使我们能及时向恰当方向转移。等敌人快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赶紧把电话机撤掉隐蔽起来，敌人一走，又把电话架起来，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
平原上的战场建设也是很出色的。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了城镇，即凭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取。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区军民曾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就拆城来说，仅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二月两个来月的时间，冀中腹心地区的二十四座城堡一扫而光。在冀中，还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总而言之，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象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不但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呢？当年，我就是以这样的事实，回答了一些朋友们提出的疑问。这也是国内外的朋友，在晋察冀实地考察后，从亲身感受中得出的结论。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十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我们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还分别为它作了序。毛泽东同志在给我的信中说，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希望我们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来。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和推荐，对我们是过誉了。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初创时期工作的肯定，使我们倍受鼓舞，看到我们所走的斗争道路是正确的，是中央所希望的。
改造杂色武装
在开辟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情况，这就是遍布各地的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
众多杂色武装在敌后的出现，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国民党军队弃地南逃，旧政府官吏作鸟兽散，千百万人民榜徨无主。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式各样的杂色武装就应运而生了。
敌后武装中，有一些是属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利用溃军丢弃的枪支子弹和散落在民间的枪械，成群结队，以各种名义，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零散的武装，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力量。
杂色武装，则是指由抱着这样或那样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这部分武装的头头，有的原来是兵痞流氓，有的则是土匪。他们占地为王，自封头衔，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这些家伙整天大吃大喝，动不动就向群众勒索：“请捐助抗日经费××元”。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不断发生。还有一部分杂色武装，从属于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联庄会和封建会道门。联庄会早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就出现了，它是地主豪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数村或数十村联合组织起来的，有自卫会、自卫团、保卫团、联庄会、民团等等名义，由兵痞、旧军官充当大小头目。事实证明，敌人一旦占领当地，这些土匪和联庄武装，就立刻投向敌人的怀抱，变成伪军。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察哈尔也有一些，冀西和冀中地区，杂色武装就更多一些，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我还在五台的时候，就开始同这些杂色武装打交道了。第一次来的记不清叫什么“抗日军”了，来了两个人，穿的军装倒挺整齐。他们说，他们那股队伍要参加八路军，要同我们搞联合。我接见了他们。当时，对这些杂色武装的政治色彩，还不甚清楚，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不急于吸收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一下，共同抗日，这是可以的。不然，泥沙俱下，统统吸收到八路军中来，以后也不好办。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急于参加八路军，我们大家一道抗日就是了，如果在作战方面需要我们统一指挥的话，我们可以指挥，你们缺少武器弹药，我们可以尽力支援一些。
对怎样处理杂色武装的问题，我是考虑了很久的。对于抗日志士和人民群众组织的土生土长的游击队伍，吸收他们参加八路军，这是没有问题的。陈凤桐同志领导的晋北游击队，我们很快就吸收了。白乙化同志就是这支队伍的，后来牺牲在平北地区。
还有积极要求抗日的王溥和他的游击军，他们来寻找八路军，要求抗日，我们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游击军为华北的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王溥同志本人还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王溥原来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这个人有爱国热情，人也比较老实。他起初在冀东搞了个“保安司令部”，大概也就是一团人的样子。王溥目睹日本侵略者在冀东烧杀抢掠，任意欺凌自己的同胞，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把部队拉到冀中，投奔了八路军。
但是，他的部队是东拼西凑起来的，这里收一点，那里收一点，里面混有不少旧军人，有各式各样的派别，王溥也统不起来。我们经常给他们调和矛盾，做团结工作。至于吃穿和弹药的供应，我们同对待自己的部队一样，一视同仁，该供应的都供应。一九三八年底，他带着一部分部队来冀西找我，我看他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就答应他留下来。他带来的人就复杂一些了，以后跑了一部分。
来嘛，我们欢迎，实在不愿留下的，我们也以礼相待，愿走的可以走。我们把王溥的部队编成了游击军，补充了一些当地的农民，任命王溥为游击军司令员。即使是这个时侯，我们同游击军的关系，还是一个统一指挥的关系，它有很大的独立性。王溥是拥护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的，他的表现一直不错，军区要求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可惜的是，他缺乏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一九四一年秋季大“扫荡”的时候，由于不会打游击，结果，陷到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的时候，光荣牺牲了。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王溥同志抗战是积极的，表现一直很好。
但是，对那些打着抗日招牌，祸害百姓，勾结敌人，乘着混乱局势要捞一把的杂七杂八的武装，我们就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
我们从五台到达阜平，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八路军声威大振。这时，更多的杂色武装的“司令”、“主任”纷纷找上门来。对他们要求抗日的行动，我们一概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但是，依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杂牌部队，暂时也不立刻解决它。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群众认识的问题，都挂着抗日招牌嘛！你解决过早了，老百姓会说你是吞并它，真抗日和假抗日，一时还难以分清。而且，操之过急，我们会树敌过多，既不利于抗日，也不利于我们的发展壮大。
同时，还应该看到，大部分杂色武装是可以改造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绝不忍心茶毒人民，即使是纪律很坏的杂牌队伍，它的大部分成员也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我们对于那些纪律较坏的杂色武装，仍然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耐心地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有的杂牌部队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规劝；有时遇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仍然送还他们的部队。
我同这些杂色武装的头面人物，有过多次接触。冀西和冀中那些自封的“司令”和“大队长”，同他们的交道打得更多一些，有些比较熟悉。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杂色武装有了明显的分化，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专门祸害老百姓的，谁同日军勾勾搭搭，越来越分明。有的接受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经过一番改造，加入了我军的序列；有的本性难移，搞阴一套、阳一套，看形势对八路军有利，就同我们拉关系，形势紧张了，就往日军那边靠；更有的是脚踏三只船，明里靠我们，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相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到后来，这些拒不接受改造、同敌人相勾结的杂色武装，已经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了，成了地方的一大祸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那我们也就不得不当机立断了。该改编的改编，该解决的解决。
对杂色武装的解决，取决于他们对抗战的基本态度。解决早了，或是解决迟了，都会对根据地的巩固造成影响。例如，孟阁臣的“七路军”和赵玉昆的“十路军”，起初还打着抗日招牌，后来竟勾结敌人，破坏抗日，同边区军民为敌。对这种民族败类，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只有坚决地歼灭之。
孟阁臣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的情报人员，曾在旧军队里当过连长，他乘着混乱之机，在易县、满城一带占了一块地盘，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自称“七路军”。他的队伍虽然是些乌合之众，但是，人多势众，占据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对一分区的老百姓骚扰得很厉害。我第一次同孟阁臣见面，是我到一分区检查工作的时候，找他来谈过一次。这家伙抽大烟抽得很凶，来的时候还带着烟枪。他虽然口口声声对我说，愿意同八路军联合，一起抗日，可是，实际上缺乏诚意。他觉得自己人多，又打着抗日招牌，占据着一块比较富足的地方，八路军不能将他怎么样。
孟阁臣这样的人，从来就不想真正抗日，他是个浑水摸鱼的家伙。对这种人，不要以为我们委他个“司令”，他就听你的话了，事情不会那样简单，只耍形势变了，日军一进攻，他就会变成汉奸的。尽管如此，但是孟阁臣口头上表示愿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决定还是联合他。我同宋劭文商量后，由边区政府派了一个县长到他盘据的地区去。有了边区派去的行政机构，他就不能随随便便向老百姓“刮地皮”了。同时，还可以让老百姓比较一下，抗日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群众是很会分辨的。
由于我们的影响日益扩大，孟阁臣最初靠欺骗得来的基础渐渐地垮了。这时，他穷凶极恶，把边区派去的人监视起来，自己搞起一大套东西，对亢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一九三九年初，这家伙就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准备撕下“抗日”招牌，变成为敌效劳的伪军。我们得到了他同敌人勾结的确凿证据，加上他的部队在地方为非作歹，许多老百姓痛哭流涕地给军区和边区政府写信，要求八路军剪除这个“地方之害”。军区和边区政府经过慎重地研究，决定把孟阁臣的“七路军”解决掉。
孟阁臣有他的势力，他搞了不少人。为了解决得更妥善一些，我到一分区去了两趟。当时，杨成武同志同我商量，他们准备采用开会的办法，把孟阁臣召来扣下。我说，这个办法不行，孟阁臣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扣他一个人，掌握不住他的部队，搞不好容易出大乱子。要等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把他的部队包围起来，一个袭击就解决了。一分区的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们经过准备，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用袭击的方式，把孟阁臣和他的队伍包围了。仗打得干脆利索，孟阁臣当即被俘。
解决了孟阁臣的队伍之后，我们立刻在他盘据的地区宣布了他勾结敌人、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因为孟阁臣作恶多端，老百姓对我军的行动拍手称快，都说“八路军为地方除了一害”。孟阁臣靠欺骗和抓丁抓来的士兵，也纷纷起来揭发他的罪行。孟阁臣彻底孤立了。这个国民党兵痞掠夺的财宝简直不得了，仅抄得的元宝一项，就堆了满满一炕，还把土坯炕压坍了。一分区将所缴获的战利品，用大车拉、小车推，送到了军区驻地，把孟阁臣也押了来。孟阁臣极不老实，关押期间，又越狱潜逃，抓回来之后，被我们处决了。抗日战争中，我们一直强调少捕人，少杀人，但是，对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危险人物，就不能心慈手软了。
解决了孟阁臣之后，我们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部队活动起来自由多了。原先，他控制着这个地区，我们的活动总不那么自由，因为，他随时可以配合日本侵略军搞你，这个钉子不拔掉，就无法得到发展。
在平西一带活动的“国民抗日军”，其组成和性质同那些杂色武装不同，绝大多数成员是好的。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东北流亡到北平的青年学生，有北平市郊的农民群众，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旧军人和冀东保安队起义失败逃出来的士兵，其中还有不少北平地下党员，象焦若愚、刘杰、史进前等同志就是这个时候来到晋察冀的。这支队伍是我们党的北平市委组织的。因为青年学生和地下党员不懂军事，就同这部分旧军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从北平拉出来的时候，袭击了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营救出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上千名群众，以后就进山活动。赵同在国民党部队呆过，懂得点军事，后来成了这支队伍的司令。
一九三七年冬天，这支队伍到阜平整训后，改编为军区的五支队。赵同这个人很狂妄，一直想脱离我们，要“独树一帜”。他同国民党的关系拉得很紧，他的妈妈在重庆，在那里替他吹牛，国民党的报纸也吹捧他，吹他的妈妈是“游击队之母”。这支部队他也统不起来，经常来军区扯皮。我多次做赵同的工作，还对这支部队讲过话。但是，赵同总有二心。五支队的一个大队曾集体潜逃，那个大队长经过我们做工作，表现还不错，想把队伍拉回来。逃跑的队伍到了平绥路附近，这个大队长去追赶，结果被他们打死了。
赵同本人后来也带了十来个人逃跑，后来跑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它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我们争地盘，搞磨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一九四○年初，他回来的时候，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一个地方，正好碰上从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师部队，在那里打了一仗，把他带的队伍消灭了，缴获了许多文件和战利品。我对贺老总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不然的话，任他发展起来，还会出现许多麻烦。
赵玉昆的“十路军”，在解决孟阁臣之前，编入了一分区部队，改编为五支队（即后来的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的前身原来的五支队，在赵同逃跑后，不久即改编为一分区三团），赵玉昆担任新编的五支队司令。他本来就是个土匪，比孟阁臣笨一点。改编“十路军”，委任他为五支队司令，是为了诚心诚意争取他，希望他改邪归正。但是，我们解决孟阁臣之后，赵玉昆做贼心虚，又加上他本性难移，对我们不满，一九四○年三月带着少数几个人叛变投敌了。五支队的成员，大多是拥护我党我军，要求抗日的，没有跟赵玉昆走。赵玉昆投敌之前，还杀害和活埋了一些共产党员。王道邦政委因为有人透露了消息，才幸免于难。赵玉昆投敌后，在定兴一带为非作歹，搞得很凶，直到北平解放后，赵才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对冀中的杂色武装，特别是遍布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我们采取的是政治争取为主的方式。联庄会的下层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抗日还是降日、依靠共产党、八路军，还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问题上，不仅其下层成员和上层统治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态度也很不一致。另外，联庄会内部还存在着别的矛盾，争夺权势，互相兼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根据冀中联庄会的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强调从政治上争取，分化上层，争取下层，不诉诸武力。使用武力，容易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
同时，我们广泛发动群众，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统治联庄会的地主阶层也在动摇，他要投靠敌人，下层群众不会跟他走。我们看准了这一点，多从政治上、思想上做工作，只要联庄会把枪口对着日本侵略军，就必然要接近我们，依靠我们。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有许多是经过这样逐步争取，转到抗日方面来的。
彻底解决联庄武装的问题，是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师部队进入冀中平原之后。一二○师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从晋西北来冀中平原的，来的目的，是帮助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部队。贺龙同志从晋西北进入冀西，在穿过平汉线之前，专程到阜平来了一次。我们谈了一二○师到冀中的任务，也谈到扩军的问题。我对贺龙同志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源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走，一二○师的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做些。贺老总风趣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二○师离开冀中的时候，部队人数成倍地增加，贺龙同志非常高兴。扩充的这些部队，主要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其中也有不少是联庄会的成员。一二○师部队在冀中、北岳区整整呆了一年，直到山西发生了“晋西事变”，一九四○年一月，才奉命开国晋西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一二○师不仅本身扩编了不少部队，而且先后打了齐会、陈庄等战斗，歼灭了不少日伪军，尤其是对冀中区的巩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说到改造冀中的杂色武装，有一个人物应该提一提。这个人叫朱占魁，我多次同他交往过。朱占魁是吹鼓手出身，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的警察，抗战爆发后，他纠集了七八个人，东搞西搞，拉起了一支队伍。吕正操同志开创冀中根据地的时候，委任了他，他曾任过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后来，他同冀中区供给部政委一起被日军俘虏了，关在北平。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
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朱占魁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朱占魁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日本投降以后，朱占魁又回到了晋察冀，任命他为冀东一个分区的副司令员。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这次叛变之后，国民党委任他当武清地区的联防司令。朱占魁有奶便是娘，反复无常，平津战役中，又被我军俘获，后来关进保定监狱。建国初期，他还给我写信，他说，我有罪，人民政府怎么处罚我，都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希望给我换一个关押的地方，在冀中名声太臭，日子实在难过。不知这个人后来改造得如何。
朱占魁的事情说明，抱着旧的东西不放，搞政治投机，到头来，只能毁灭了自己。
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经过我们严格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和长期耐心地改造，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成功。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得到锻炼，成为革命的力量。也有极少数人，拒不接受改造，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自食其果，为历史所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