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及中国最屈辱的朝代，宋朝和清朝恐怕都要“金榜题名”。由于距离现代较近，因此晚清给国人带来的屈辱感，要更甚于宋朝。自1840年开始，清朝在面临西方列强的攻击时，可谓是屡战屡败，甚至连一向看不起的东瀛小邦——日本都打不过。
甲午战争后，学者们痛定思痛，开始探究中国为何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方面，学者们选择研究现实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学者选择从历史的因素，找出晚清之所以屈辱的原因。
严复，中国著名学者，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撰写了一本《天演论》。严复超脱传统儒家的“王道思想”，为国人揭露了一个冰冷的事实，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的总归会被强势的一方淘汰，弱者必然会做强者的奴隶。中国传统所崇尚的“王道政治”，不过是“霸道政治”的一个注脚。
由此，严复回顾中国古代历史，沉痛地指出一个现实。晚清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宋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在给门生的一封信中写道：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那么在严复等学者看来，宋朝为何会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在历代正统史学家看来，作为一个正统王朝，宋朝是相当不合格的，它屡败于异族，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轮番吊打，不仅不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甚至连国祚也保不住。北宋先亡于女真，南宋又亡于蒙古，使华夏王朝第一次沦亡于异族，简直是耻辱之至。此外，宋朝还开了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在澶渊之盟、绍兴和议中，宋朝可谓丢尽了脸面，赔足了金帛。甚至南宋时，宋高宗赵构竟向仇敌金国称臣，简直是无耻之尤。
因此，宋史泰斗邓广铭、王曾瑜都指出，宋朝弱、 军事弱、军队差，并且承认是宋朝自己造成的。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也曾经指出：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渊源于宋。
那么宋朝为何如此弱呢？下面就由笔者展开叙述。
首先，宋朝是一个重文抑武的王朝。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走了江山。为了防止其他武将效仿自己黄袍加身，赵匡胤制定了一系列抑武政策。
从军制来看，宋朝军制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性、灵活性，牺牲军事效能。例如，为了防止武将专兵，赵匡胤设置了更戍法，频繁调任将领，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乱局。将领与军人缺乏磨合，打起仗来自然不能得心应手。
从战时指挥来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天才”般的发明了阵图制。在战场上，将领必须依据宋太宗授予的阵图来战斗。若将领没有做到这一点，败要重罚，胜也不赏。由于缺乏灵活性，宋军才会屡战屡败。
由此可以看出，宋朝军制的第一目的并非为了战胜外敌、保家卫国甚至开疆拓土，而是为了压制武将，保持赵家对皇位的垄断。
为了进一步平抑武将地位，宋朝彻底区分了文武之职。在宋朝之前，文武区分不大，出将入相者层出不穷。虽然历代对武将都有些歧视，但绝不像宋朝那么严重。在宋朝，武将一般得不到好的教育，因此一般都是没有脑子，一味鲁莽的莽夫。
此外，从治国思想来看。宋朝彻底抛弃了自汉朝以来“王霸之道杂治”的理论。在文官们的影响下，“王道”政治成了宋朝的指导思想。在对外战争方面，宋朝一味讲究退让、和平，甚至将收复的领土拱手让给外敌。
例如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曾攻占了西夏的一部分领土。然而王安石倒台后，司马光等讲究“王道”的势力上台。在他们的倡导下，竟将士兵们拼死攻下的土地，拱手还给西夏，还美其名曰：
“庶几可以罢兵，俾华夏得复见太平，则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灵，祖宗社稷享万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赐尔。”
谁知司马光等人放弃土地后，西夏并未息事宁人，反而得寸进尺，三路伐宋，让宋朝蒙受了更惨重的失败。而这样可笑的例子，在宋朝可谓屡见不鲜。古典的王道政治，在宋朝完全成了掩饰自己孱弱的遮羞布。
宋朝亡于外族后，其一系列糟粕政策逐渐为后世王朝所继承。虽然这些政策会削弱国家的武力，但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确实有奇效。而这一系列政策，都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
以明朝为例。在初期，明朝还是个热衷于开疆拓土的进取王朝。但明朝中期之后，国家政治却逐渐内敛，武将地位低下、军队战斗力差等本属于宋朝的顽疾，开始在明朝身上显现。此外，明朝也开始像宋朝一样，向外丢弃土地，如大宁卫、东胜卫等战略要地，都一股脑地丢给外敌。而蒙古人坐享其成，将东胜卫建立为入侵明朝的基地，成了困扰明朝长达百年的“套寇”。
可以说，到了中后期，明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号的宋朝。而与宋朝一样，明朝也整体的亡于外敌。
按说清朝以武立国，是外族建立的王朝，理应不会像宋朝那么重文轻武。在乾隆之前，清朝的确是个进取的王朝，打下了1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到了嘉庆年间，清朝也逐渐出现了“宋朝化”。
首先，清朝武将的地位一降再降，深受当时士人的鄙夷。曾国藩甚至评价道：“武人皆是粗鄙无耻之辈”。鸦片战争时，官员耆英曾登上战舰，与英国谈判。在军舰上，耆英受到青年英国军官的列队欢迎。看着这些英武的年轻人，耆英竟轻蔑地说：“如此好男儿，不读书做官，竟堪作兵种，可惜！可惜！”
由此可见，武人在清朝不仅地位低，而且素质差。用这样的军人对抗外敌，焉能不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鄙视武事，一味讲究读书做官。如此文弱之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抵御外敌入侵？
其次，清朝在面对外敌时，也开始一味强调“王道”，拒绝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在开展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时，这些讲究“王道”的官员却横加阻挠。例如蒙古大儒倭仁曾说：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抵御外敌时，“应当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
如此荒唐的言论，竟得到了朝中清流的一致赞同，导致洋务运动举步维艰。
最后，宋朝还给清朝留下了一个难堪的政治遗产，那就是决不能讲和。清朝官员郭嵩焘曾说：
“我朝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
南宋以后，凡主战者都得美名。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只要面对外夷事务，官员们都踊跃地呼吁战争，也不看本国实力有几斤几两。而凡是讲究讲和的官员，都被叱骂为汉奸卖国贼。然而真当与强大的外敌开战，孱弱的清朝又屡战屡败，最终被迫签订更屈辱的条约。
因此，贺昌群先生指出：
“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渊源于宋。宋代政治重文轻武，学术思想重王抑霸之结果，遂使文武分途，武者既不学无术，文者则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专以文章斗其议论。”
诚然，宋朝是个文教昌盛的时代，是一个较为富裕的王朝。但是若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无异于“怀璧其罪”。因此在治国方面，我们绝不能学习重文抑武的宋朝。必须即使是现代，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陶陶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