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临刑前的一首诗。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廷缉拿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变法派。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而谭嗣同却选择英勇就义。这首诗中的张俭和杜根说的是东汉时期的两个很有名望的读书人。
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太后把持朝政，杜根上书邓太后让她还政给皇帝，被邓太后下令装在口袋里活活打死。但是行刑的人知道杜根贤德，于是不忍心下狠手，最后杜根被扔在外面装死才捡了一条命。后来邓太后去世，朝廷为他平反。
张俭是因为东汉末年“党锢之祸”，被宦官陷害，朝廷下令缉拿。张俭在逃亡的过程中，很多人不顾性命去收留他，最后得以逃过一劫。
谭嗣同这首诗是想表达，虽然我们斗不过强权，但是我们是为真理，为正义而战。大家一定会像东汉时期拥护张俭杜根一样拥护我们，拥护正义的。
什么是党锢之祸，因何而起?
党锢的意思就是禁止做官，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相当于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君子群而不党”，党就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党。
东汉关于党的议论始于桓帝时期，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叫周福 ，是桓帝的老师，一个叫房植，是当时的河南尹。这两个人在朝廷都很有威望，两个人的奴仆和追随者都拥护自己的主人，于是两边的人就分成两派互相争吵，互相攻击 ，这件事闹得动静很大，所以当时有人说这就是两个党派。
之后出现了两个不畏权贵的人，就算是皇帝的乳母犯了法也依法处决。后来这两个人的行为被太学院的学生和读书人所仰慕，于是出现了一批处事正直 ，不避危难敢于表达的人，有代表性的共35人 ，受到读书人的推崇。其中很有名的两个人 ，一个是李膺，另一个就是张俭。
李膺字元礼，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不畏权贵。他任州郡刺史时，很多官员听说他要来，自我感觉不称职的就提前辞职。
当时的宦官张让，被灵帝称作阿父，显贵朝廷。张让的弟弟犯了法，藏到张让家的柱子里，但李膺最后劈开柱子把他揪出来正法。最后皇上身边这些宦官黄门见到李膺都敛声屏气，连休假都不敢出去，恐怕犯错被李膺逮住。
李膺除了处理政务公正严明，在边疆打击鲜卑乌丸也屡立功劳，边境威服。
李膺因功高德厚德成了天下读书人的楷模，荀彧的叔叔荀爽曾经为李膺驾车而深感荣幸，天下士人以跟他结交为荣，称为“登龙门”。
李膺跟孔融之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孔融小的时候去拜访李膺，李膺当时任河南尹，因为名气很大，一般人见不到。门客就问你是谁呀，孔融就说，我跟李膺有通家之好，你快去禀告。
李膺问怎么回事，孔融就说，我祖上孔子曾经问你祖上老子(老子原名李耳)问礼，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通家之好！
“党锢之祸”的开始就发生在李膺做河南尹的时候 。当时河南有一个叫张成的方士，善于占卜，并且算得很准，连皇上都很赞赏。有一次他算到很快就要大赦天下，于是就让他的儿子去杀人。
李膺逮捕他儿子不久，果然大赦天下，他的儿子应当被赦免。但当李膺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气愤，你这是故意杀人！于是还是把他儿子给斩了。
张成的弟子牢修就通过皇上身边的宦官去向皇上告状，说李膺滥用职权，并且结党营私，煽动太学院的学生诽谤朝廷，图危社稷。
桓帝听说之后大怒，就下令把这些人全部逮捕下狱，后来在窦武的进谏下，这些人免于一死，但是放归田里，终身不得为官。但这只是“党锢之祸”的开始。
李膺这些人被罢免之后，很多人开始对朝廷失望，反而更加崇拜李膺这些人，这些粉丝们给李膺为代表的35人不同称呼 ，称呼他们为三君，八俊 ，八顾、八及、八厨等以示尊敬。
《后汉书》：“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宇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有的人是真崇拜，但有的人是人云亦云，或者跟风混个好名声。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把这些人彻底害了。
当时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反被杀害，又一次得胜的宦官集团抓住了这次机会。宦官侯览叫张俭的同乡朱并去跟皇上告状说，被罢免的张俭跟他们那些人互相送称号，互相吹捧，贬低朝廷。于是这时的汉灵帝下令把这些人全部诛杀。
此时60多岁的李膺选择从容赴死，而张俭逃亡直到公元184年党锢解除。从公元166年到公元184年前后长达20年 ，共被杀被罢免600多人。
党锢之祸的形成主要是当时宦官当政，宦官在与外戚的几次较量中大获全胜，逐渐势力越来越大，并且骄纵不法，胡作非为。
这些人本身是宦官，被清高的士大夫们视为浊流，不愿与他们为伍。再加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清流派的读书人自然是深以为耻。
但是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逊言”。但是他们言论毫无避讳，最终酿成大祸。
但天下读书人钦慕他们的气节，以他们为榜样，这些对后来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产生很大影响。
之后东汉朝廷更加腐败，这些读书人无力匡正又不能发表议论，无处发泄。就只能说一些跟政治无关的话，这就是后来的魏晋清谈，之后的东晋就是一个崇拜名士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