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影视圈，又有人塌房了。
这次是一位大导演。
她的名字你可能不记得，但她的作品你大概率看过。
她就是张婉婷（不是《再见爱人》那位）。
代表作《岁月神偷》《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
张婉婷、罗启锐夫妇在拍摄《岁月神偷》
最近，张婉婷摊上事了。
她十年磨一剑的新片《给十九岁的我》，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抵制。
刚公映4天，就被迫下映，成了禁片。
豆瓣涌入大量一星差评。
「恶心」「骗子」「垃圾」
开分9+，现在即将跌破8分。
刚刚落幕的金像奖，也因为将最佳影片颁给了此片，而遭痛批为「史上最耻辱的一届」。
曾经的顶级导演，如今被钉上了耻辱柱。
冤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鱼叔就来拆解一下这场争议。
《给十九岁的我》是一部纪录片。
它围绕英华女校展开。
这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中学。
李嘉诚的夫人庄月明，已故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玄学天后」麦玲玲，都曾在此就读。
2011年，英华女校迎来了一件大事。
要在旧址重建新的校舍。
为此，全校师生暂时搬往深水埗校舍三年，等待新校舍修好再搬回。
时任校长决定制作一部纪录片，记下学校的历史时刻。
英华老校友张婉婷，成为执导这个项目的不二之选。
校方和拍摄团队在一年级学生中选出六名被拍摄者：
阿雀、阿聆、阿佘、「香港小姐」、Madam、马燕茹。
原始构想中，学生们的成长将作为线索，勾连起新老校舍的变迁。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新校舍的工期一再拖延，直到她们毕业都没有重返旧址。
张婉婷的摄影机没有停，顺着六位女生中学毕业之后拍了下去，陆陆续续拍了十年。
主线不再是校舍，而扩大至整个香港社会十年间的变化。
这也是预告片中的一句话：
「见证少女成长，共度社会变迁」
2021年12月，正片于校内首映。
未曾想，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打响。
阿聆表示，首次看完电影，就感到恐惧。
学校的心理医生也给出专业建议，「以她的状态，电影不适合公映」。
背后原因不难理解。
她们的隐私，在镜头前无心说出的玩笑话，甚至是青春期不成熟的政治立场，都很可能随着影片的火爆公映而影响她们的前途。
尤其是现在这个热衷于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言论环境。
如果她们昔日的不成熟言论被某些观众无限放大，那么「今日的她们」势必会被「昨日的她们」吞噬得一干二净。
然而，片方以「已通过电检」为由，拒绝删去阿聆的片段。
不顾她的反对，依旧让全片参与各种展映，直到最后在香港公映。
影片上映两天后，忍无可忍的阿聆向某杂志寄出「万言书」，控诉片方的恶劣行径与校方的纵容。
信中她提到，片方说一套做一套，与校方合谋侵害学生利益。
尽管张婉婷表示，被拍者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但事实上，多年来只有一名学生「由中一哭到中五，哭到全级都知道她根本不愿拍摄」，最后才能在中五时退出拍摄。
阿聆强调，学校起初没有提过本片会公开放映，只用于校内放映、制作DVD以筹款。
她由始至终都不同意公开放映。
至此，学生与片方、校方的纠纷，正式进入了公众视野。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位接一位被拍者，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适。
阿佘接受《明周》的采访时提到，片中有部分镜头属于未经同意的偷拍。
并直言导演的旁白「加多了主观想法」。
比如，跟拍到阿聆某次幼稚、不成熟的一面，导演会在旁白中直接评论其「刁蛮任性」，把一件小事无限放大。
这自然会引起被拍者的不满情绪。
把一部纪录片按着自己的意愿「戏剧化」，这显然是有违纪录片伦理的，同时也是对被拍摄者极大的不尊重。
此外，本片的「同意书」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当年，因为主角们都未成年，所以她们父母作为监护人签下第一份拍摄同意书。
在影片上映前，她们需要签「同意公映」的第二份同意书。
主角之一的「香港小姐」表示，她被片方连哄带骗称「其他人都已签过」，而实际上阿聆并未签过。
侵犯隐私，欺骗撒谎，知错不改……
一系列操作，惊呆了广大网友。
影片口碑犹如坐过山车一般不断下滑，终于在上映四天后紧急撤片。
英华女校单方面宣布，退出金像奖最佳影片的争夺。
本以为这电影就这样凉了。
哪知还有个深水炸弹。
4月16日，本届金像奖竟然把最佳电影颁给了这部「禁片」。
之前暂时搁置的争议直接迎来了大爆发，瞬间点燃了网民的情绪。
本片联合导演郭伟伦的拱火发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创作者们不要因为这件事就不拍纪录片了，我们要先拍、先剪，先上了再说」
并表示还要争取本片冲向全宇宙，让更多观众看到。
一时间「不要脸」三个字刷爆社交网络。
本片连带金像奖一起，被钉上了耻辱柱。
回顾整个事件，鱼叔感到非常可惜。
但不是因为电影被禁映了。
而是因为所有的伤害，本来都可以避免。
事情恶化到如今的地步，片方、校方、金像奖组委会，都难辞其咎。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导演张婉婷。
《给十九岁的我》关于侵犯隐私的争议，其实有迹可循。
在采访中，张婉婷不止一次提到过，为了实现拍摄，自己时而会用一些不正规的方法。
比如，为了进入亚洲单车锦标赛比赛场馆做采访，她向工作人员谎称纪录片团队是有许可证的记者。
以前在美国拍片时，还伪造过市长签名……
这种「冒险」拍法，一次又一次换来了「精彩的」素材。
甚至多年后，对她来说依然是一个炫耀的资本。
可以说，张婉婷心里没有专业纪录片工作者的那根弦。
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拍摄可以逾越一些界线。
因而才不惜用偷拍的方式，把女孩们的生活变成一出「楚门的世界」。
这对于被拍摄者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婉婷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有对纪录片边界的探索。
2003年，她受成龙之邀，拍摄了关于他父亲的纪录片《龙的深处——失落的拼图》。
后来她将其改编成了剧情片《三城记》。
无独有偶。
2013年，她在《给十九岁的我》拍摄期间，还拍了一部剧情短片《深蓝》。
直接改编自纪录片中阿聆的人生故事，并由阿聆和她的弟弟主演。
张婉婷这一招可谓是「一鱼两吃」。
纪录片、剧情片，我全都要。
如果说以前她还会把两个片种刻意分开，那么在《给十九岁的我》中，她似乎已经不在意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分界线了。
不仅亲自担任旁白解说，还要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加入大量的主观评论，
使得本片直接变成了一部「虚假的纪录片」：用戏剧性的手法，伪造不存在的事实。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纪录片伦理的。
可笑的是，联合导演郭伟伦反而倒打一耙，暗指创作者才是受害者。
「这次教训，让我知道了要怎样保护创作人，希望大家之后都能光明正大地拍戏」
毫无反思和悔意。
颁奖礼的氛围，很容易让创作人陶醉于自我感动中。
殊不知，拿起镜头的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大的权力。
在他们对面的被拍摄者，才是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
再看看英华女校，在整件事当中也是失职的。
一方面，没有和摄制组沟通好，抑或有意隐瞒，让女孩们误以为本片仅作校内放映用途。
另一方面，在阿聆等人表示困扰时，校方并没有在维权当中起到积极作用。
反倒是在电影拿奖后，光速登出了一则声明，「诚意道歉」。
不过，道歉的对象不是女孩们，而是金像奖组委会。
因为校方「没有派代表出席颁奖礼」。
结尾再次声明，拍摄中不存在强迫或偷拍。
总之就是甩锅的态度。
最后，金像奖的问题就更大了。
由于评奖规则设置，所有符合上映时间、场次要求的电影便自动获得参选资格。
虽然英华女校宣布退选，但金像奖方面仍保留了它的资格。
主席尔冬升表示，金像奖方面没有立场，评奖不应受外界风波影响。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从现场视频来看，由于《给十九岁的我》版权隶属于英华女校，所以校方宣布退选之后，大屏幕甚至都无法播放影片片段。
那鱼叔就不得不质疑一嘴：
评委是怎么看到的原片呢？
须知，金像奖投票分两轮，第一轮由大众选民及第一轮专业评审选出提名名单。
第二轮则由第二轮专业评审团、14个专业协会会员选出得奖名单。
《给十九岁的我》撤映、退选，是发生在第一轮结束后。
也就是说，片方不可以像其它参选片那样，专门为第二轮评审提供看片机会。
除非二轮评委早就在展映和短暂的公映时看过，否则根本无从看到原片。
然而，这种情况之下，本片依然拿到了头等大奖。
不排除一些评委是「盲投」出来的，或者，片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宣布退选后还偷偷给评委看了片。
这对其他入围影片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更不用说，表彰一部有悖专业道德的影片，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相当于是在鼓励这种行为。
最讽刺的是。
金像奖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不能再公开播映、大众根本看不到的电影。
堪称影史级别的玩笑。
不难发现，整个事件中，双方态度差异十分明显。
女孩们愤怒，委屈，不断维权发声。
而导演、校方、金像奖，则只是重复着一套不痛不痒的公关话术。
难道这么多专业人士，真的都觉得电影的拍摄制作毫无问题？
倒也未必。
或许，就是出于一种艺术至上的认知：
为了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些东西没有那么重要，是可以牺牲的。
无论是张婉婷耗上十年心力，还是金像奖被口水淹没也要维护此片。
都可以看出她们渴望成就一部杰作的野心和决心。
作品的品质是否要以剥削「人」为代价，这历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徐童的《麦收》，就曾因未得到拍摄者允许，遭到抵制。
当时，也有不少影迷、专业人士为其说话。
认为这部纪录片可以让大家看到内地性工作者们的现实状况，不该被禁。
双方似乎都有道理。
在艺术面前，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艺术背后的代价。
而在抽象的人性面前，我们也容易忽视具体的人。
放到剧情片当中，这个冲突就更强烈了。
希区柯克曾说过：「演员是牲口」。
许多你我钟意的影史经典，实际上都是以剥削演员为代价的。
说起大名鼎鼎的《闪灵》，无论是不是影迷都能会心一笑。
它早已成了亚文化的标杆级作品。
但是对于参演的女主角来说，本片的拍摄却是一场噩梦。
为了拍出女主角在幽闭环境下的绝望与恐惧
导演库布里克直接让全剧组的人孤立她，还会不时谩骂、贬损她。
甚至用同一个镜头重复拍摄几十条的方法来消磨她的精气神，以释放出导演想要的，混合着疲惫、惊惧、歇斯底里的疯癫状态。
她看着杰克用斧头砸门的经典场景，真的是用生命演出来的。
另一桩影史公案更加出名。
在《巴黎的最后探戈》拍摄片场，主演马龙·白兰度和导演贝托鲁奇「合谋」。
在事先未知会女主角的前提下，在性侵的戏份中，增加了用黄油当润滑剂的细节。
女主角在正片中一切的惊恐反应都是真实的。
她事后回忆说：
「马龙并没有真的强奸我，但我真的流泪了」
当然，两位女演员受到的伤害更为直观、残酷。
但根本上，和英华女校的女孩们是相同的。
为了成就一部杰作，她们都被迫牺牲了个体的利益，将身体、隐私割让给了创作者。
但这真的是唯一的解法吗？
鱼叔讲两个正面例子。
一个是林克莱特导演的《少年时代》。
本片从2002到2013，历时12年，记录了一个小男孩从6岁到18岁的成长历程。
设定与《给十九岁的我》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却是一部实打实的剧情片。
正像阿聆提到，张婉婷请她出演短片，她并不会感到隐私受到侵犯。
因为说到底那是一部剧情片。
相同的结构、相同的拍法，虚构比真实更尊重被拍摄者。
而且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的虚构，也并不妨碍影片的感人程度。
因为导演和演员们真实拍了12年。
当观众看到结尾，孩子越长越高，父母的脸上的皮肤越来越松弛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时间摧枯拉朽的力量。
一部「真实的剧情片」，与一部「虚假的纪录片」，孰高孰低？
答案不言自明。
另一个例子，是《人生七年》系列。
节目组每隔七年，邀请被拍者进行一次对话，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转变。
以对话的方式，呈现的不是创作者对观众的单向输出，而是创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双向互动。
所以我们能看到，被拍者在回答一些问题时，会提出自己的质疑：
你这么问我，是不是存在诱导性，会引导观众的想法？
这也不失为一种避免创作者单方面操纵的方法。
所以说。
创作者在面临两难选择时，还是会想到突出重围的办法。
而自私的创作者则只会喊「先拍、先剪，上了再说」，完全不顾后果。
我们当然应该为电影的艺术价值叫好。
但「艺术」和「人」，本来就不是相悖的。
鱼叔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创作者，自能找到权宜之计。
那个视「演员为牲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以艺术为名的遮羞布，也该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