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调态”在抗疫中取得显著成效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
“当今社会面临着老年病、慢性病、代谢性疾病、心因性疾病、药源性疾病以及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等诸多挑战，中医药如何与时俱进，实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7月14日，在首次召开的国家中药科学监管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发表了题为“守中医之正 创医学之新”的主题演讲。
在中医学领域耕耘40多年，面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多次赶赴抗疫一线，对于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如何让中医药更好发挥作用？记者对仝小林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认为中医学在现代科技背景下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如何理解中西医之间的关系？
仝小林：“调态”是中医治病的基础手法，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态”是中医对疾病阶段性整体特征的概括，“调态”就是中医通过药物及非药物疗法（针灸、导引、推拿等）来调整人体的内稳态，使机体重新回归自稳态。
中医“调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在武汉指导抗疫时，正是疫情集中暴发期，面对严峻的蔓延形势，必须抓住新冠肺炎的核心病机，辨准寒热虚实，方能开出有效的万人一方。根据当时新冠患者的临床表现，结合体质特征与中医六气六淫分析，并从戾气（新冠病毒）对外环境的嗜好反推其寒湿之性，将新冠肺炎定性为“寒湿疫”，并据此制定了通用方“寒湿疫方”，这正是中医整体调态思想的体现。面对不同阶段的新冠患者，或提前干预，降低发病率、转重率，或辨证施治，减少重症死亡率，或愈后防复，促进恢复期患者康复，减少复阳。无不深刻体现了中医药整体观、个体化和治未病的经典医学思想。
21世纪是老龄化的社会，我认为未来有“六大类疾病”将成为人类主流疾病谱，分别是老年病、慢性病、多系统代谢性疾病、心因性疾病、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及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这些多病因、复杂病因和不明病因疾病存在靶点太多或靶点不明的问题，严重限制了现代医学对于这些疾病的疗效，而中医擅长调态的传统优势逐渐得以彰显，恰恰给了中医发挥整体调态优势的机会。这些疾病也正是中医的优势病种所在，理论上中医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同时我必须指出，中医、西医是互补的，是相得益彰的，我们医生看的患者是同一个体，只是认识的视角、治疗的手段有所区别。中西医是我国独有医疗体系的“两驾马车”，为我国民族生命健康贡献了无可比拟的力量，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是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未来之路，我认为两种医学应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守正创新，为提高临床疗效这一共同宗旨而奋斗。
记者：您提出的“态靶结合”辨治模式，实现了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的中西结合。您是基于哪些考量提出该理论模式，实践中应如何施行？
仝小林：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疾病谱发生巨大改变、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升级等问题的不断出现，中医学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用科学语言说明白中医药的机理和疗效，重新认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每一个中医药人必须思考的课题。“态靶结合”的辨治模式就是基于我在多年临床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逐渐形成的解决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难以结合的思路。
现代医学的“病”是一个有早期、中期、晚期完整时间发展过程的疾病。中医学则更加强调“证”的概念，即当下患者的整体状态，而传统中医学中的病名大多以症状命名，难以与现代医学直接对接。因此，我们需要的“病”与“证”结合，基于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按照中医理论，全面审视疾病发生发展各阶段的规律，重新归纳核心病机，总结其态势，提出辨证分型与治疗策略。
传统中医通过整体观念，能够实现患者自身稳态的调整，然而有效调控疾病的理化指标异常等一直是传统中医的短板。这是因为传统中医诊疗手段有限，对于病因、病机的把握多基于临床症状及体征，而各类指标是现代医学的评价标准，古代中医药文献中并无调节此类指标的论述。例如以糖尿病为代表的多代谢紊乱，中医“调态”可改善症状，却难以独立降糖、降脂、降尿酸等。而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在宏观调态与微观打靶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为中医直接“打靶”提供了可能。
现代科技背景下，态靶医学是临床实战医学体系，更是创新中医药研究的指导方略。态靶医学聚焦于系统生物学的中医药研究，“系统-系统”的研究模式提供了中药物质基础的表征和临床疗效评价的新思路。结合理论研究、真实世界研究、临床疗效评价、药学、药理学、系统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共同介入，将为中医药提供全面系统的高级别证据，并揭示其科学内涵。当代中医，要拥抱现代科技、现代人文，要迎接新时代、新变革的到来。中医自成体系的创新和借助现代科技和医学为主的多学科协同创新，是未来中医发展的两条主线，这就是守中医之正，创医学之新。
记者：从中医的角度，怎么去看待新冠病毒？如何让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仝小林：新冠肺炎是一个新突发的重大传染病，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历史罕见。面对这样的疾病中西医需要携手共进，共抗疫情。以我自己参与抗疫的经历来看，在对新冠肺炎的诊治上，中西医的配合越来越成熟，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各自的侧重点也越来越明确。比如，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轻型、普通型感染者，中药介入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对于情况比较严重的感染者，该用西药就用西药。
早期初治的手法对疫病至关重要，因此中医应该在新突发重大传染病的时候，第一时间进入主战场，通过及时观察病人的症候，以及和当地气候的关系，确定早期的治法，再观察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外及内了解每一阶段的核心病机和主方是什么。在还没有特效药之前，通过调整机体状态，先把人体整个免疫功能调动起来，这样本身就具备杀伤病毒的能力。
另外，对于新冠肺炎这一全年皆发的传染病，由于发病的季节不同、区域不同、气候不同等，患者的症候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中医治疗就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灵活处置。但我认为强调“三因制宜”还不够，要“四因制宜”。新冠肺炎在短短两年多的流行中，有两次较大的变异，一次是“德尔塔”，一次是“奥密克戎”。尤其是发生在天津和河南安阳的“奥密克戎”表现出了与武汉“阿尔法”不同的临床特征，即隐匿性强、毒力强、症状轻，消化道症状不明显。而且感染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为主，化热、化燥迅速。这就提示我们除了“因时、因地、因人”之外，还要重视戾气之变，即“因戾”制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的疗效实实在在、有依有据，已形成“中国方案”，被世界认可。我们既要学好用好前人的宝贵经验，也要用科学数据说话。让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发挥作用，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记者：您首次系统开展了中医方药量效研究，其中有哪些关键科学问题？
仝小林：所谓“传方不传量”，剂量一直被认为是“中医不传之秘”。方药量效研究的第一个关键科学问题是找到经方的本原剂量折算标准，为临床药量使用提供有力依据。如被后世尊称为“方书之祖”的张仲景，在遣方选药用量上十分讲究，然而由于历代度量衡演变，张仲景经方药物剂量研究长期处于“误、乱、惑、缺”的状态，导致经方在目前普遍理解的剂量下使用，疗效不理想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亟需找到经方的本原剂量折算标准，为药量使用“拨乱反正”。
开展方药量效规律研究，阐明方药量效关系的科学内涵，是现代方药量效研究的第二个关键科学问题。尽管古人在用量上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大多数对剂量的把握还停留在个人经验的模糊水平，而对于药物剂量更精准的把控，将有赖于我们现在先进的研究手段。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目的就是阐明药物作用的规律，为新药研发、剂型评价、临床用药提供重要依据。从量效关系中可以得到阈剂量（最小有效量）和治疗窗（产生治疗效应的药物浓度范围）等重要参数，进而指导中药的临床安全使用。（本报记者 侯颗 文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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