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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政权建立时内部便倾轧不断极为腐化,加之政策失误而快速灭亡

明亡后,明宗室在江南广大地区相继成立弘光隆武、永历等小朝廷,延续明王朝的统治,史称南明。南明以强大的实力控制江南半壁。但清朝绝不容忍其继续存在下去,必加以攻灭,以完成大清的统一天下。南明最初的一个政权便是弘光政权,但是弘光政权从最初成立的时候便已经注定了灭亡的结局,最终一年时间灰飞烟灭。

为私利相互倾轧

当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传到南京,各怀鬼胎的权臣们开始在宗室中物色合适人员。南京的封疆大吏及领兵将官各树党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目的是把本派所选中的人立为新君,以博取拥戴之功,在新朝中获得更大的权益。

从立新君伊始,就暴露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全不为国家安危着想,只谋取个人或一派之私利。经过反复较量,耍尽阴谋诡计,以兵部侍郎兼右金都御史、凤阳总兵马士英为首,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向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等人施加压力,软硬兼施,将他们推举的贤明的潞王排斥下去,而把品行不端、“七不可立”的福王朱由崧迎立为新君。马士英导演的这场闹剧,终于如愿以偿。

江北四镇形势

朱由崧即位一个多月,处事谨慎守礼听从各方面的意见,选贤任能;在军事上,也按史可法提出的在江北地区设“四镇”的计划,迅速予以落实。史可法说得很清楚: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将欲立定根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西则为澄清关、陕之图,举而遂归全盛耳。福王批准这项计划,至少说,他即位之初还有点图恢复的想法、即使是表面文章,毕竟付诸实施了。看起来,颇有一番气象。人们对“中兴”大业抱有希望。

朝廷上下一片腐败气象

但是,福王很快就忘记了亡国恨、君父仇,天天“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为修兴宁宫,建慈禧殿,耗费了大量资金,开宴、赏赐无度,使“国用匮乏”。

福王昏庸,朝政大权落到马士英手中。他把史可法视为障碍,极力排斥,让他到扬州督师,自己可以把持朝中大权。史可法也想避开他,同意赴扬州。然而,南京士民一致反对,发出抗议:“为何夺我史公!”福王倚重马士英,不愿他出镇扬州督师,拒绝舆情,特加给史可法太子太保衔,把史送走了事,以安抚朝廷内外。

马士英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起用崇祯帝钦定“逆案”(指魏忠贤阉党)中的人物阮大铖,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集团的派系斗争。诸如正直的大臣张慎言、高弘图、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先后被排挤出朝廷。马士英操纵朝政,“浊乱国是”。崇祯时进士、官至巡按湖广的黄澍,于六月二十日上朝,当面向福王揭露“马士英权奸误国”。接着,他又上《论马士英十大罪》,连上《再抗疏》、《三抗疏》,,痛斥马士英祸国殃民。但福王对此沉默,不予处理。

大政方针上昏招频频

弘光政权完全继承明末的腐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弘光政权除了政治腐败,在大政方针的决策上,也是一再失误,同样反映长期生活在歌舞升平中的达官贵人头脑僵化,不谙世事。他们按千古不易的观念,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视为主要危险和敌人,天天喊“讨贼”,讲“中兴”,却不做一点实事。

史可法

面对清军入关、占据北京这么严重形势,还感受不到威胁南明的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即便如史可法,也看不清形势,不免轻重倒置。六月,李自成已节节败退,正由盛转衰之时,史可法上《款清灭寇疏》,提出:“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他进一步解释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把清入关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马士英也主张:“若可羁縻,专力办贼,亦是一策”。这样,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已成为弘光政权的一项国策。

弘光政权对清之幻想,还表现在对吴三桂的政策上。他们把吴三桂捧为大英雄大救星。如太仆少卿万元吉要求为吴三桂“功成勒鼎”。群臣还把他比作唐朝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与“郭、李同功”。马士英首议,对吴三桂“宣速行鼓励,接济其用”,福王便赐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户部发银5万两、漕米10万石,派专使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后又加封其父吴襄为辽国公,其母祖氏为辽国夫人。

弘光政权为贯彻其“联虏击寇”的方针,于七月十八日正式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议和,以左懋第为正使,陈洪范和马绍愉为副使。他们的使命是:在天寿山特立园陵,为崇祯帝改葬;割山海关外地给清,每年另给10万两银,往来国书按古称“可汗”,通使礼仪,宜遵“会典”等。另携黄金千两、银10万两、蟒缎等万匹,前往北京修好。也给吴三桂带去赐封诏书与礼物,当面呈交。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三,陈洪范使团从正阳门进入北京城。三天后,弘光政权的酬谢礼物被如数收去,多尔衮拒不出见,只派内院大学士刚林及属下官员出面交涉,断然拒绝议和要求,使臣提出致祭崇祯帝和改葬的要求也被拒绝。

爱新觉罗·多尔衮

二十六日,刚林转达多尔衮的旨意,向他们下了逐客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将,押送至济宁。同时,宣布:“你们回去通告,我们即发兵南下”。

这期间,他们要见吴三桂,而吴三桂拒绝见面,给他的赐封诏书、赏赐的礼物及漕米等,一律拒收。弘光政权欲与清议和,共同击寇的计划全部落空,对吴三桂极力笼络也没有达到目的。使团被迫离京,行至沧州,左懋第和马绍愉被扣留,只放陈洪范一人回去。这次出使失败,对清朝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弘光政权占地江南,疆域广大,财力雄厚,大都未经明末农民战火,更未经清军骚扰。经济状况好于北方。军事实力强大,总兵力达50万以上,或近百万,超过刚刚入北京的清军。南京为形胜之地,可进可退,可守可攻。

朱元璋创建政权即以此为都,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成为陪都。明朝在此的统治确属根深蒂固,且优秀人物辈出,治国治军皆不乏人才。弘光政权最有可能复兴大明,换言之,具备许多条件,即便不能全部恢复,也有条件与清划江而守保江南半壁。然而,福王何其昏庸,岂有“中兴之望?”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陷害忠良,除了私欲,全无国家利益。昏君奸臣胡作非为把大好形势丧失了,仅一年功夫,原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弘光政权如昙花现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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