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帝国的政治文化经过了秦与西汉两个王朝的发展，儒法两家由斗争走向融合，儒生与文吏也出现了合一趋势，出现了“儒生多好文史，文吏多近儒化”的现象。（注：两汉时期所说的文史是指文法吏要具备的文书，法律的素养。）汉家“霸王道杂之”制度在汉元帝之前构建了起来，但元帝之后的帝王不喜“深刻严酷之法”，好行仁政怀柔之政。是地方豪族崛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经历了王莽的改制，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汉。
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40年），刘秀下诏“度田”，但面临地方豪族的反抗，光武帝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怀柔豪强。笔者认为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向一个新方向发展的开始——士家世代。
清代学者赵翼观察到“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固然与西汉末年的社会风气有关，但更大的因素是东汉开创集团的特质。汉光武帝刘秀与邓禹等人本是南阳地方的豪族且都是西汉太学生，刘秀集团到河北后，又与河北的地方大族合作，这才开创了东汉王朝。由此可以看出，东汉的开国集团本是儒化的地方豪族。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又宣布“图谶天下”，以“柔道”治国，又，明帝，章帝又极好经学，这使得西汉的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西汉武帝时所设立的五经博士到东汉初出现了累世传经的现象。
把上述的事实联系到一起并于西汉末年的豪族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可得出，西汉在经济上占优势的豪族通过王朝更替的时机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他们在地方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使东汉王朝不得不依靠他们进行统治。在西汉所形成的、靠官方传承的经学开始私家化，这些累世传经的家族靠着察举制在政治上占有一定地位。东汉怀柔豪族的政策，是这两者结合起来，西汉的豪族开始儒家化，官方化，传经的家族开始豪族化。
这样的情况不断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形成了一批集经济、政治、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到家族，他们通过累世传经垄断了做官入仕的途径，从而获得政治优势，有通过政治优势进行土地兼并，获得经济优势，这种经济优势是他们得以垄断教育，巩固其累世传经的地位。这就是魏晋士族在东汉时的特点。士族的发展也是东汉的第一个特点。
东汉王朝的第二个特点是宦官与外戚的轮流专权而造成的政局的持续动荡。自明章之治后，东汉政权出现了窦、邓、闫、梁四个外戚家族，在两个外戚之间又各有宦官专权。清人赵翼认为，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使得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人入继，又，光武中兴，悉用奄人，不复参用士流。乃其传达于外，则手握王命，口衔天宪，莫能辨其真伪，故威力常在阴阳奥之间。迨势焰既盛，宫府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智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当其始，人主视之，不过供使令效趋走而已，而岂知其祸乃至此极哉！我们不能把这一特点归结到气运上，笔者看来，这是光武帝加强集权与不太完善并正在快速发展的官僚制度之间的必然矛盾和“东汉诸帝多不永年”的偶然因素共同造成的。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通过“退功臣，进文吏”、罢都尉秋试、加强尚书台等措施来加强皇权，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矣”的局面。这样，皇权无疑是加强了，但也对皇帝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打破了自战国以来的“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官僚制度发展的新方向，这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然而，在一种制度的初创时期是需要一种力量去推动其发展完善的。在中国古代，这一力量只有皇权。巧合的是，在“三公制”向“台省制”过渡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帝多不永年”的东汉王朝，皇权的强势与官僚制的不完善，使皇权的附属——外戚与宦官膨胀。
上述两个特点，是东汉王朝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式。地方豪族的士家化与皇权的强大（我们把宦官与外戚这两个皇权的附属看作皇权，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广义的皇权。）之间的矛盾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中充分展现。这些地方士族利用儒家士大夫的道统应高于政统的理念，通过士大夫与太学生同外戚与宦官势力斗争，太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登上政治舞台。在这场斗争中，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维护皇权的“霸王道杂之”或维护士族的一个新文化的两个方向。但东汉的前中期，中华大地上，皇权强大，士大夫、地方豪族、士族化的豪族，太学生等多种政治势力并存，皇权文化得以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