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期，或者更早一些时期，早期的原始社会组织氏族公社被部落联盟制渐渐取代，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比较巩固的大联盟。
部落联盟的出现，表明原始氏族社会已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是原始公社解体到国家产生的过渡阶段。
在中国，部落联盟的出现距今有五千多年，形成国家的夏代距今有四千多年。
在这之间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部落联盟组织形式是怎样的性质呢？
1985年在辽宁西部凌源县牛梁河发掘出了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石冢群遗址，许多考古学家经过勘测和研究，认为这：
标志着辽河流域当时产生了基于原始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具有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文化起源的考古新发现》）。
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也就是部落联盟组织。
大量的考古发掘物，加上文献传说记载，增加了我们对部落联盟这种具有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了解，并有助于探讨它向国家政权组织过渡的进程。
父权制的确立，全面破坏了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平等观念，并使占有私有财富和奴役别人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男子的随葬工具多是农具，女子的则多是纺轮，反映出当时男耕女织的分工已经比较明朗，女子逐渐脱离了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地位下降。
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甘肃齐家文化的一座男女合葬墓中，男子仰身正卧，女子屈肢面向男子，则进一步表明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地下降。
还有一座一男二女的一次合葬墓，男子居中仰卧，二女在左右侧身面向男子，两手放在胸前，下身屈肢，似乎跪奉男子，说明妇女在家庭中已经沦于被奴役的附属地位，成为家长的殉葬品。
父权制确立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确立了拥有私有财产和奴役别人合理的观念，进而形成阶级。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一些属于晚期的墓葬中，有少数墓主已拥有大量的随葬品乃至珍贵的玉制品，说明他们已经具有较其他氏族成员远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成为氏族贵族，可以支配或者奴役其他氏族成员了。
部落联盟时期，是旧的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和新的国家制度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
一：民众大会的观念淡薄
部落联盟时期仍然有民众大会，由各氏族、部落的全体成年男子参加，名义上对联盟议事会的决议仍拥有赞成和否定的权力。
但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促使部落联盟的上层机构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
到了一定阶段，有关部落联盟的重大事务已经不全是由民众大会讨论决定了，而是更多地取决于部落联盟首领和联盟议事会。
联盟首领握有很大的权力，以致被后人想象为最早的君王或皇帝。
据文献传说记载，黄帝部落联盟最为强盛，先后打败了蚩尤、炎帝、荤粥等部，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已经是：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
以致有人认为“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大会对联盟首领的制约已经削弱，到了历史上传说的尧、舜、禹时，就更加明显了。
虽然，联盟首领仍然给民众提供一定的进言机会，如“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吕氏春秋·自知》），但实际决策的权力已转移到联盟议事会。
而联盟议事会的参与者已经仅限于氏族贵族了。
二：首领选举标准的变化
部落联盟的首领选举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还保持着氏族民主制的传统。
如黄帝崩，其孙高阳“有圣德”（《吕氏春秋·自知》）所以被联盟议事会选举为首领，而正妃嫘祖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皆不得继位。
然而，随着部落联盟的发展和联盟首领统治地位的日益加强，在首领选举上也发生了变化。
尧在选举联盟首领时，提出“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吕氏春秋·自知》）。
这一提法虽然是把“贵戚”和“疏远隐匿者”同时提了出来，但却与“天下为公”的原则存在着冲突。
因为尧把“贵戚”，即本部落的氏族贵族的候选地位突出出来了。
至于“疏远隐匿者”，则是非本部落的氏族贵族和一般人物，为了照顾传统习惯才把他们提出来。
当四岳推荐舜为联盟首领时，尧则婉转地否决了他们的提议，提出“吾其试哉”。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曾详细记载了舜让尧的儿子丹朱为帝，以及禹让舜的儿子商均为帝的过程，说明父系家长世袭的传统已经影响到首领的选举。
本部族势力的有无或大小，在当时已经成为竞争联盟首领的重要条件。
如果说初期部落联盟首领选举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那么到后期则变为“家以传子”，而且还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以实际的统治权威作为夺取联盟首领地位的手段。
这正是上古历史发展的重大进步，因此，《韩非子·五蠹》中记载：
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三：公共权力的出现
从部落联盟组织到国家的出现，就是公共权力和人民大众逐步分离的过程。
据文献记载，黄帝以云名官，按中、春、夏、秋、冬为职。少皞挚（尧的哥哥）时，设官分职，产生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以及管历法的历正、管手工业的工正、管农事的农正。
到虞舜时代，公职机构又有增多，出现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教化的司徒、管刑狱的士、管郊庙祭祀的秩宗、管承上宣下的纳言、管十二州的州牧以及管礼、典、乐等职事的官员22人，又制定了五等刑罚，即所谓“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史记·夏本纪》）。
虽然这些公职人员基本上还是由联盟议事会的成员担任，但已经出现君臣关系的迹象。
如《尚书·益稷》中记载的一则场景：
舜曾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管刑狱的皋陶则和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舜嘉勉禹治水之功时说：“吁，臣哉，臣哉！臣作股肢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辅之”。
这种“君臣”对话式的场景，已经反映出当时王权比较稳固，联盟的统治机关开始具备国家机关的雏形。
虞舜时，曾经指定皋陶主管兵刑，原因是“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尚书·尧典》）。
前者是指蛮夷部落与舜的部落联盟经常发生战争，后者是指联盟内部存在的分化和对立，所以需要分别用兵刑去压服。
兵刑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宗教信仰的发展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宗教观念虽已发展到对祖先的崇拜，但并不承认和信仰本氏族以外的神。
部落联盟的发展，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也为超氏族神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随着联盟首领地位的加强，这种超氏族的神则成为首领和神的结合体。
辽宁西部凌源县牛梁河发掘出的女神庙女神头像，表明这种神的人格化和信仰范围的扩大。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杀蚩尤。
这是说黄帝和蚩尤都具有调动神祇、支配自然的能力，后来人们也把黄帝和蚩尤推崇为半人半神的人物。
这种把联盟首领的作用和神联系起来的做法，容易统一人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有利于联盟的巩固。
据史料记载，颛顼（高阳氏）以前，还没有真正超氏族的、统一的宗教，也没有统一管理宗教的专职人员，各家族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祈告自己家族的神。
而颛顼却“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即让名叫重的人充当“南正”，专管神事，把宗教活动统一控制起来，成为与天打交道的专职宗教人员。
再让名叫黎的人去充当“火正”，率领人民敬事统一的神明，并据以处理世俗的人间事务。
这就使部落联盟内出现了统一的神，并使宗教具有了阶级内容，作为联盟首领的颛顼实际上控制着宗教，无怪乎后人对其评价：
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大戴祀记·五帝德篇》）。
可见颛顼不仅有谋略和才能，而且还善于利用鬼神去统治和教化人民。
颛顼设专人统一控制宗教，是一次重大改革。他首次把原为多数人信奉的宗教，变成为少数人所控制以统治多数人的思想工具。
同时，将宗教统治和行政统治配合起来，使统治权力神化。
因此，舜在联盟机关内专门指定伯夷管祭祀，在夏商周三代，即使在国家机构已逐步完善之时，祭祀仍然被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
统一的宗教信仰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
五：总结
从上述几点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原始氏族社会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终于分裂为阶级，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及王权的早期形式，阶级统治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新的观念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虽然它充满了自私、物欲、卑鄙和残忍，但它毕竟是促进新的社会制度出现的有力杠杆。
如果说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与对抗是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那么部落联盟及其首领的统治，正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的，它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政权结构的胚胎。
中国历史发展至此，已经可以看到文明时代的曙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