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抵抗希特勒及其政权的方式多种多样。数千人勇敢地挺身而出反抗纳粹政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抵抗者在德国民众中只是凤毛麟角的一小部分。
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男爵 （1907-1945），克莱稍集团领导人物；摄于1945年1月，冯·毛奇于人民法庭受审。
(© Bundesarchiv)
作者：Dr. Thomas Vogel
发表时间：08.09.2015
译者：冰原
* * * * * * *
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纳粹党人凭借残暴的手段迅速清除德国内部的政治对手，通过不同方式使异见者缄默噤声。与此同时，纳粹政权在经济与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德国民众广泛的支持，保守主义精英分子也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作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盟友。因此，纳粹政权的残暴行径，国家对德国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以及对基督教教会的压迫都很少遭到公开反对。
军方反对派的形成
德国国防军也同样极少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批评。长期以来，军方极大地受益于希特勒的军备政策，积极地参与其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然而1938年初，这种和睦融洽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痕。帝国战争部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与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曾谨慎地向希特勒表达了对其对外政策的反对；然而，希特勒随后便利用两人的丑闻事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但是，直到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同时计划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风险极高的军事行动时，国防军内部才有部分指挥官提出了严正抗议。陆军参谋部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试图让希特勒妥协，并且尝试说服军中所有高级将官一同提出抗议；但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路德维希·贝克
(© Bundesarchiv)
贝克因此于1938年8月辞去职务，却在柏林的陆军参谋总部和军事情报组织“外事情报与防御局”留下了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军官。他们组成了军方最初的反对派，并很快与其他国家机构，尤其是外交部的批评人士建立起联系。1938年，苏台德危机激化，促使军方第一次密谋推翻纳粹政权。此次密谋的背后推手是外事情报与防御局的汉斯·奥斯特中校（Hans Oster），他的计划还得到了贝克的继任者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和柏林军区指挥官埃尔文·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的支持。然而，由于希特勒在苏台德危机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密谋者便失去了发动政变的前提条件，于是只能作罢。
汉斯·奥斯特中校
(© Bundesarchiv)
埃尔文·冯·维茨莱本
(© Bundesarchiv)
希特勒的新外交政策取得胜利后，密谋者们便暂时搁置了他们的反抗计划。要推翻一个在民众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极高支持的政权，这似乎毫无可能成功。这种判断使军方反对派在战争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纳粹德国最初的军事胜利更不会在国防军内部为密谋政变赢得追随者。因此，1939年秋为防止战事扩大的一项计划在最开始便失败了，奥斯特为此甚至不惜向他国泄露德军将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意图。
720暗杀与政变计划
德国于1941年6月发动的侵苏战争为军方反对派带去了新的推动力。他们最主要的动机在于：他们认识到纳粹在东欧发动的毁灭战争所具有的犯罪的邪恶本质；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德国终将战败，并注定要随希特勒一同毁灭。于是，原本规模不大的军方反对派吸纳了更多成员加入其中。东线战场的亨宁·冯·特雷斯科上校（Henning von Tresckow），巴黎占领军指挥官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都各自组建起了抵抗集团；而密谋的本部则在柏林。自1942年起，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上将（Friedrich Olbricht）身边的抵抗组织与特雷斯科秘密合作，共同制定新的政变计划，代号“女武神”。
1944年7月20日密谋的“女武神”指令
（© Bundesarchiv）
在此新的基础之上，反对派从1943年起多次准备刺杀希特勒，因为他的死是政变、政治重组与快速结束战争的先决条件。虽然所有刺杀计划都没有成功，但好在没有被人发现。
1943年10月，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中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被调往柏林，而这又再一次为反抗行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个性与职务使他非常适合实现政变的计划。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在东普鲁士的“元首总部”制造了针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但希特勒却幸免遇难，只受了轻伤。因此，政变没有在国防军内部得到必要的支持，当日便宣告失败。施陶芬贝格与他最亲密的同谋者被就地枪决，只有少数逃亡或自杀的参与者能够躲过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绝大多数政变参与者（约200人）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杀害；未涉案的家庭成员也集体遭受牵连，直至战争结束。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
(© Bundesarchiv)
1944年7月20日炸弹爆炸后希特勒所在总部“狼穴”的会议室景象。
（© Bundesarchiv）
纳粹政权并未因这场暗杀行动而受到永久性的动摇，反而在事件过后对内部的敌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打击。希特勒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志丝毫没减弱，使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至战后，“720行动”才得以发挥其巨大的象征作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继承了这场抵抗运动的精神与道德遗产，从而使它成为了西德的建国神话之一。相比之下，“720行动”在很久之后才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
密谋内外的民间抵抗群体
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行动与政变是由军官们策动实施的，但他们的行动却建立在由军方与民间抵抗组织构建起的网络之上。而且在战时社会中，平民与军人间的界线原本便很难划分清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参与密谋的后备役军官上。如此而言，“720行动”便是一场军民共同策划实施的行动。
仅仅是希特勒死后政治重组的制定与准备工作便需要民间社会的专家共同参与。承担这项任务的主要有这两个团体：其一为1940年形成的、以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为核心的自由保守主义团体“克莱销集团”（Kreisauer Kreis）；其二为战前组织起来的、以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为核心的民族保守主义团体，其成员多为社会精英。此外，包括朱利叶斯·勒贝尔（Julius Leber）、威廉·劳施纳（Wilhelm Leuschner）和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成员也参与其中。彼此不同的理念与政治构想体现出了政治多样性，在这当中，现代民主思想与专制思想围绕着政治与国家彼此竞争。而为了推翻纳粹统治，两个核心目标使各方团结在一起：迅速结束战争与重建法治国家。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于1944年8月在“人民法庭”出庭受审
（© Bundesarchiv）
参与“720行动”的民间人士中，也只有极少数在紧随其后的迫害浪潮中幸存下来。而其他那些未参与密谋的抵抗组织的成员，他们的人生命运也殊途同归。从数量上看，共产党人的抵抗运动相对比较强大和活跃。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共产党员却能够在德国建立起一个相对广泛的、根植于工人阶级的地下组织，通过宣传与破坏行动反抗纳粹统治。其中最著名的是以伯尔尼哈德·贝斯特莱因（Bernhard Bästlein）为核心的汉堡组织，以威廉·克诺歇尔（Wilhelm Knöchel）为核心的鲁尔地区组织，以及以罗伯特·乌里希（Robert Uhrig）和安东·赛夫科（Anton Saefkow）为核心的柏林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几乎在战前或战时被秘密警察粉碎，大量抵抗人士遭到处决。不同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结构上对1933年后被迫开展的非法行为与策划阴谋准备不足。一些社民党干部逃亡国外，在当地建立起新的党组织，却无法对德国国内的形势施加任何影响。其他社民党人则留在了德国，有的像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那样被长期关押在集中营里，有的则像勒贝尔和劳施纳那样，短期监禁出狱后便参与了720密谋行动，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今日被称作“红色管弦乐团”的柏林抵抗组织，我们很难在意识形态上对其进行定位。它的成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因反对纳粹政权而组织起来，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政治主张。他们私下的政治交流很快就促使他们进行不同形式的抵抗活动，包括帮助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散发传单或是联系外国强迫劳工。1940年初，这个大约由150人构成的团体才更为紧密地围绕着两位核心领导人物组织起来：帝国航空部的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中尉（Harro Schulze-Boysen）和帝国经济部的高级政府顾问阿尔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他们与苏联情报部门建立起了联系，向他们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因此，秘密警察使用“红色管弦乐团”这一囊括了西欧所有苏联情报组织的统称通缉该组织。他们最终因与苏联的联系被德国反情报部门发现，秘密警察于1942、43年抓获了哈纳克和舒尔茨-博伊森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其中约有一半被捕者遭到了处决。
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中尉和他的妻子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阿尔维德·哈纳克和他的妻子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1942年，医学生们在东线战场经历的战争恐怖与纳粹暴行促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成立了抵抗组织“白玫瑰”。组织的核心为汉斯·朔）和索菲·朔尔兄妹（Hans und Sophie Scholl），库尔特·胡贝尔教授也参与其中。“白玫瑰”组织通过散发传单的形式主要面向受过教育的阶层。1943年的一次行动导致主要参与者们遭到逮捕，朔尔兄妹和其他成员被判处死刑或遭人谋杀，组织中约有六十名成员幸存了下来。
“白玫瑰”抵抗组织
(©Weiße Rose Stiftung e.V.)
此外，抵抗运动有时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如1943年初，几百名示威者在柏林罗森大街的囚犯中转营前抗议抓捕、转运他们的犹太血统配偶和家属，抗议活动持续了数日之久，而且最终获得了成功。战争最后几日，后备役军官鲁普雷希特·格恩格罗斯（Rupprecht Gerngroß）领导下的巴伐利亚爱国者们公开宣布脱离纳粹政权的统治。但在取得初步成功后，这场被称为“巴伐利亚自由行动”的起义最后被血腥镇压。
基督教两大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忠于纳粹政权，只有个别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反对纳粹的暴行，例如新教主教提奥菲尔·乌尔姆（Theophil Wurm）和天主教主教克莱蒙斯·奥古斯都·冯·盖伦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为了与支持纳粹政权的“德意志基督徒”划清界限，新教基督徒们成立了“认信教会”，反对犹太人迫害、安乐死与战争。一些神职人员甚至参与了军民共同策划的抵抗运动，例如，迪特里希·伯尔尼霍费尔牧师（Dietrich Bonhoeffer）和阿尔弗雷德·德尔普神父（Alfred Delp），他们两人在战争结束前不久被杀害。而“耶和华见证人”则常常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不服从极权主义国家，尤其是拒不接受征召入伍。数百人因此被判以“削弱作战力量”的罪名，遭到处决或接受极其严厉的惩罚。
个人反抗与特殊形式的抵抗
独立于或多或少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之外，有不少人仅凭借个人力量反对纳粹政权，甚至与之抗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示例便是来自施瓦本地区的工匠格奥尔格·埃尔瑟（Georg Elser）。他于1939年11月8日在慕尼黑制造了针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希特勒侥幸逃过一劫。埃尔瑟在爆炸发生后不久被捕，在战争行将结束时被希姆莱下令杀害。
炸弹爆炸后慕尼黑啤酒馆地窖的场景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中也不断上演着不服从的行为，而纳粹政权则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尤其是德国工业区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起来反抗国家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对他们的强行改造。出没于鲁尔地区的“雪绒花海盗”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抵抗团体。但这些抵抗活动很少具有政治意识与积极性。而那些勇敢地帮助受到政权迫害的受害者的人们——例如将犹太人藏在自己家中——，则具备这样的政治意识与积极性。
此外，恰恰是在像东欧占领区这样纳粹罪行最为残暴猖獗的地方，一些德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人性。工厂主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在柏林挽救了超过一千名犹太强迫劳工生命的事迹已是家喻户晓。而这样的人物也同样存在于国防军中，例如华沙的威尔姆·霍森菲尔德上尉（Wilm Hosenfeld）和维尔纽斯的安东·施密特中士（Anton Schmid）有计划地拯救了许多人。施密特中士最后暴露了身份，并于1942年被处决；霍森菲尔德上尉则于1952年惨死于苏军战俘营。
同属于反抗者的，还有那些通过抗令、自残或开小差的方式逃离这场罪恶的战争，并希望以此反抗暴政的人们。国防军超过十万的逃兵中至少有一部分士卒是出于原因而选择临阵脱逃。纳粹德国的军事司法系统宣布了数以千计例的死刑判决和其他严厉的惩罚。而随着战争逐渐接近尾声，纳粹政权也更为残酷地镇压抵抗力量。军事法庭判处并执行了大量想要向逼近的敌人投降的平民与士兵死刑。
除此之外，德国人还在纳粹德国的统治范围之外积极开展抵抗运动。这一方面包括那些流亡至自由的西方国家、在盟军宣传部门或同盟国军队中服役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流亡美国期间，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德国人民揭露纳粹政权的真实面目；他的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甚至于1941年底加入了美国军队。另一个例子则是日后成为西德联邦总理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作为被纳粹政权禁止的社会主义政党党员，他首先于1933年移民至了挪威，而后又于1940年移民至瑞典。勃兰特在流亡期间继续反抗纳粹政权，甚至一度伪造身份返回德国，积极为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
总体而言，德国人在战争期间“从外部”进行的抵抗活动几乎没有引起德国民众的共鸣。流亡者们在战后返回德国，参与德国与东西德国家的政治重建工作时，他们才获得了更重要的政治意义。绝大多数从西方国家返回德国的流亡者——大部分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人士——在战后的三个盟军占领区参加拥有民主政体的西德的建设。而从莫斯科归来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则在苏占区慢慢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在乌布利希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仿照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即日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粗略概述这段历史后，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在战争期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反抗希特勒及纳粹政权；我们看到，有数千人不仅坚守着正直高尚的为人准则，还勇敢地挺身而出反抗政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德国民众中只是凤毛麟角。德国民众普遍拥护与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或至少表示赞同与认可；即使情况不是如此，人们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也只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
喜欢这篇译文的读者们请多支持，多鼓励译者，希望他今后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内容。
RECOMMEND
冰原历史专栏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