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事早就深烙在我们的史学认知上，但其实武帝“独尊儒术”是否想垄断天下之思想就难以确定。毕竟这个说法是由学者易白沙在1916年《青年杂志》中提出，并未见于中国古籍中。无论如何，在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家经学确实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就是从神圣的圣贤书变成了荒唐离奇的夺政工具。
那么儒学经书又是怎么染上怪诞不经的色彩呢？先得从谶纬学说开始着手解释。“谶”与“纬”本为二物，前者用作“预决吉凶”之用，比如在先秦时期“亡秦者胡也”的预言隐语就是“谶”的一种；后者的“纬”则是儒家七经引申而来的文化衍生品，譬如由《诗经》相应而成的《诗纬》般。本来两者在合流之前，其原始概念、目的都有所不同，但因为后来汉人都会从图谶、谶言的角度，去了解经学中所提及的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比方说，《汉书・五行志》会把“铁树开花”一事视作上天警告那些生活靡烂的官僚大亨、皇室宗族。因此，时人慢慢亦惯于把二者并称，使“谶纬”、“经谶”等名号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谶纬虽在历史舞台些粉墨登场，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它又是从何时起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力，从而使经学神学化呢？大抵要从汉初那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之时开始说起。西汉前期，统治稳定，社会富足，导致统治者有更多的余力放在羽化登仙之事上。既有相信“汉当土德”，所以要易服为黄色的汉文帝，也有一遇灾异便“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的汉宣帝。因此可以说，儒学经书会质变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本来整个时代思维、氛围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所以一部份的经师为了获得恩宠，便会把灾异谴告、符瑞受命等神学学说当作解经的方法，以求圣宠，从而导致了经学神学化的现象出现。
儒家大贤董仲舒便是率先提倡以阴阳灾异说解经的领头人。在三篇对策中，董仲舒视灾异作为天的意念，认为上天监督着政权的治乱兴衰。之所以《春秋》中灾难频生，就是因为孔子身处的春秋战国正是一个动荡无序的乱世。当然，在现今看来这种灾异解经之法略有曲解经文之嫌，但在董仲舒被武帝推崇至“儒者宗”后，他的思想学说便不免影响了汉代一代代的学子，比如西汉着名的经学巨擎夏侯胜、刘向等人都推崇着这一解经方法。
那么经学神化又如何跟夺天下扯上关系的呢？只因在学术界大儒等人的薰陶下，一些方士化的儒生神化的对象从圣贤本人变成了当今的掌权者。除了刘邦斩白蛇起义本就荒诞外，后来孔子写《春秋》一事也在谶纬解说下变成是“受端门之命（即皇室之命）”而制作，可以说这样不但确立汉室天命神授论，也是儒学作为官方最高学术权威最好的依据。
经学在汉代本为政治的附庸，只是在分崩离析的西汉帝国、昙花一现的新莽王朝、盛极一时的东汉王朝中，谶纬渐渐摆脱了附庸的身份。本来在统治者的如意算盘中，谶纬一物本应是他们君权神授的证明，但因为西汉末期灾祸丛生，谶纬却变成了统治者无能失德的铁证。正当社会上民怨沸腾，厌汉思潮滋长蔓延时，西汉末帝汉哀帝同意按谶纬之言，进行“改元易号”。哀帝不仅是想顺延国祚，更希望透过此举治疗自己那沉疴宿疾。可惜，到最后行而未效。不单是运转象征的嘉瑞祥符久不现身，连缠身已久之疾也毫无康复痕迹。虽说“改元易号”一事最后沦为闹剧一场，但我们可以看到事件的本质就是西汉朝廷欲借助谶纬文化去解决政治危机，只不过矛盾的是把哀帝推至风尖浪口的亦是谶纬预言。
在一番徒劳无果后，西汉帝国便颓如山倒。王莽终篡汉，而为了取代刘氏，王莽也未有愧对他那“谶纬学说集大成者”的称号。为了这齣登基大戏，王莽先以谣谶、碑谶等作为其篡位的工具，继以用白雉、灵芝等祥瑞为其铺路，最后以铜匮书符、金策玺印等作为落幕。因为谶纬学说在政局紊乱之时，为王莽赢得一片江山，以至于新朝十五年间都被谶纬思想所笼罩着。只是王莽没想到助其得天下的谶纬迷信，竟在最后终结了他那传之万世的帝国梦。
在统一战争中，汉室后人——刘秀因应“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而起兵夺位，所以即便在新朝结束后，谶纬之事也未有离开政坛，反而攀上了一个新高峰。比起王莽立谶纬为官学，刘秀所做的似乎更进一步。谶纬不单纯是以“内学”之名领先于一众经典，更是被当成是官方意识形态而颁布全国。虽说当时“儒者争学图纬”，但他们并非打从心底相信谶纬，只是因为他们对谶纬的态度是忠诚朝廷的指标，而对谶纬之学的掌握则代表了升官进爵的可能性。
那么刘秀对经谶的“笃信不疑”又是真的吗？恐怕不是。与其说他相信，他更像是看中了谶纬那能让人蛊惑人心的语言魔力，尝试把它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他之所以要官方化谶纬，是因为他急于掌握谶纬的正统解释权，以防再有野心家伪造谶言，掀起天下之争。如日后再来人私造谶纬，自然就要按罪论处，就连宗室血亲也不例外。汉明帝当时问罪异母兄弟楚王刘英的主要罪名便是私造图谶。
当图谶官方化时，某程度上“谶”的预言功能便可以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谶纬之学也完全沦为统治阶层的工具。而在光武帝去逝后，后来的继位者也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延续这个祖辈传来的工具的寿命。只是盛极必衰，随着东汉政权崩塌，谶纬图书也开始走上衰败之路。
只是谶纬的消亡并不等同经学可以重返荣光，因为长久而来在杂糅阴阳模式下存活的经学着作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不论是当初统治者援谶入经，还是后来儒者们尝试把谶、经同化，都使经学自身的学术纯洁性已被侵食得所剩无几。如贾逵当初为了立《左氏传》，不惜以曲解经书为代价，一昧在当中加插谶纬之说来搏得统治者青睐。
另一方面，这种谶纬至上的学术风气使经文大义无人问津，甚至那些潜心儒术的学者也被当成异类。所以到了东汉后期，即便太学生人数高达三万人，但亦无阻学风日坏，章句渐疏的学术弊端。比起载道说事，他们更多的是在竞尚浮华。因此谶纬的陨落其实就是今文经学的式微，而两者相宿相生的关系到最后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