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是《公羊传》的发展，董仲舒从天地、阴阳等方面对《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进行了提炼和升华，这一思想是封建王权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历朝历代的政权在刚刚建立时，统治者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说明政权的合法性，一般来讲，除了对历史事件进行某种价值倾向的叙事以外就是借助神话。董仲舒把儒家价值观念与“上天”结合起来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念，这为王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之所以提出这一思想理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期虽然并非汉朝的建朝初期，但此时的大汉王朝也并不安稳。汉高祖刘邦在建朝以后，为了使新生政权得到长久稳定的发展，他选择依靠血缘宗亲来维护分封制，不过，长久的休养生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诸侯的势力不断壮大，经济的壮大使他们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
到了汉武帝时，诸侯割据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使很多农民，成为了奴隶。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垄断了盐铁行业，这对于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在军事上，北方的匈奴势力严重威胁着大汉王朝的统治，南方百越也并不安稳。
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原因
（一）分封制弊端暴露
在西汉建朝初期，为了尽快恢复战后经济，统治者采取了道家“清净无为”的执政思想。经过多朝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在这一经济背景下，汉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但是此时产生了新的阶级矛盾。这一阶级矛盾是“黄老学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七国之乱形势图
汉朝初年，为了维护刘氏家族的统治，刘邦将同姓血亲封为诸侯王派他们驻守地方。但是这为之后汉景帝时期所出现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封建王朝的稳定发展和统治者推行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礼教秩序有着很大的关系。东周时，这种宗教礼仪制度被破坏诸侯争霸天子的地位渐渐衰落。这种威胁统治的战争不仅发生在贵族大臣之间，还会发生在宗氏血缘之间。
“七国之乱”后，没有了能够威胁中央统治的地方诸侯，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这也使统治者看出“黄老学说”是无法做到维护封建王朝的长久统治的。
（二）匈奴威胁汉王朝统治
匈奴可以说是唯一威胁到大汉王朝统治的外在威胁了，在汉武帝之前大汉的历任皇帝在处理匈奴问题时，往往会都选择和亲。这是因为在汉朝初年，中原地区经过了连年的混战，国力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大汉与匈奴进行战争。和亲除了要把公主嫁到匈奴以外，还要带去大量的陪葬品，这对大汉王朝来说是很大的支出。
更重要的是，即使已经和亲匈奴依然没有放弃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烧杀抢掠。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大汉朝国力已经大大增强，足以支撑大汉王朝讨伐匈奴。历来统治者在发动战争时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将出兵合法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恰好可以为这次战争奠定思想基础。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层面代表着国家领土的统一以及国家政权的统一。
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的经济原因
在“文景之治”后，国家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当时粮食连年丰收，无论是国家的国库，还是地方政府的官库都十分丰盈，很多粮食到最后都变质了。
这种经济繁荣背后也蕴含着危机，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很多平民百姓失去了土地，那些获得土地的富商大贾以及朝廷大臣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日渐腐化，他们垄断了社会中盐铁的经营，这严重制约了国家财政收入。“大一统”思想的提出，强调了中央政府的价值，为之后“盐铁官营”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原因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西汉之前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这一思想继承了道家的“黄老思想”。“天人感应”最早出现在贾谊《明诚》中，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同时这种思想是对墨家“明鬼”、“天志”的一种批判的吸纳，可以说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汉朝初年以来所有执政思想的一种融合汇集。
在西汉初年，儒家思想是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接受，汉高祖时曾将大儒叔孙通任命为太子太傅，汉文帝又下诏将贾谊封为博士，同时又提出“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礼仪制度。到了汉景帝时期，虽然朝堂上有很多儒家博士官以待君主不时询问参考，但是依然没有改变“不任儒者”的政策。在这种环境下，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既满足了统治者执政的需求，又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一）提高民智，教化民性
早在先秦时期，各家代表人物对“人性”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董仲舒在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将“人性”分为了三种，分别是“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认为人性有善恶之分，强调教化对人性的引导作用。于是董仲舒制定出了一套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
董仲舒
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教化使董仲舒所制定的纲常准则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对人性进行了引导，这有助于社会的安稳。将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推广，可以让平民百姓受到礼仪制度的影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通过教化推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使“大一统”观念真正地植根于平民百姓的心理，成为了真正的民族文化。
（二）推动儒学的世俗化建设
在孔子去世以后，整个儒学系统有了很大的分化，比如说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等。这种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世俗化普及。董仲舒在这一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与实际相结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道统和政权的统一。
董仲舒将“黄老学说”、墨家学说与儒家思想进行改造融合，提出了“天人感应”，又依据“阴阳五行”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为汉朝的统治进行了合法性的解释。董仲舒的这种做法为东周以后就被破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弥补修正，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
在道统上上董仲舒吸取了秦朝严刑峻法的教训，同时也看到了法家思想的价值。于是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吸取法家思想的同时，又强调德行的重要作用。这在营造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又对统治者的行为进行了约束。这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平稳运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 “大一统”思想，将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礼仪秩序上升到了“上天”的层次，这为封建王权的统治提供了合理的价值依据，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儒学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兼容精神，赋予了儒家思想体系极高的政治、思想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