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陈毅是叛徒，一定要处决他！”
1937年10月下旬，甘子山游击队根据地，一场针对陈毅的会议正在进行，湘赣边游击队政委谭余保慷慨激昂地表态说。
谭余保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顿时，会场上杀声四起：
“叛变，该杀！”
“投靠老蒋，该杀！”
“对叛徒不能手软，杀！”
当时，陈毅被五花大绑捆绑竹棚外的竹竿上，命悬一线。
在十大元帅中，只有陈毅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
也因此，陈毅经历的生死劫难，在老帅中很罕见。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期间，陈毅曾经5次遇险，每一次都惊心动魄，危在旦夕。
最危险的一次，是陈毅奉命下山接上级派来的同志。
当时南方游击队跟上级失联两年，听说后喜出望外。
谁知，上级根本就没有派人来，是交通员叛变放出了假消息，勾结了蒋军，打算将游击队一网打尽。
陈毅和另外一个同志奉命下山接上级“代表”，路上到一户农家讨水喝。
无巧不成书，那户百姓竟然是叛徒的家。
其妻子无意中说了一句方言，让陈毅产生误解，感到危险迫在眉睫，他随即返回。
在回去的路上，敌人已经派出大军上山。
哨兵发现后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驻地，钻入茅草丛中。
陈毅则趴在路边的草丛中，不敢动弹。
可是，气急败坏的敌人开始烧山，眼看熊熊的大火就要烧到陈毅藏身的地方。
陈毅命大，这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不一会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浇灭了大火，陈毅这才逃过一劫。
时隔半年之后，陈毅再次遇险：这次要杀他的，却是自己的同志。
那么，游击队政委为何说陈毅是叛徒，他是如何逃过此劫的？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后，蒋氏被迫停止“围剿”，形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红军要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北方的红军都和总部保持联系，听令改编没有障碍。
而南方的武装改编起来难度颇大，改编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波折，甚至出现险情。
红军开始长征后，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已经跟总部失联两年多。
他们被蒋军封锁在山上，连报纸也看不到，也没有电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无所知。
包括西安事变中张杨扣留蒋氏，第二次合作抗日的事，他们闻所未闻。
而且红军成立后十年间，尤其是游击队在南方的三年，红军一直遭到蒋军的追杀，结下血海深仇。
所以，当他们听到国共开始合作的消息之后，一是难以置信，二是无法接受。
有不少游击队的负责人思想转不过弯，他们认为，红军与蒋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今接受改编，搞“联蒋抗日”就是投降，就是像梁山的宋江一样，中了敌人的圈套。
不仅是游击队的干部想不通，红军战士听到这一消息甚至哭了。
他们说：五角星和“十二角星”（蒋军的帽徽）打了十年的仗，现在忽然要摘下五角星，换上“青天白日”，这不是投降是什么？
因此，他们不相信组织上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坚决拒绝下山接受“招安”。
陈毅被捆了起来，游击队政委宣称要处决他，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1937年10月下旬，陈毅来到位于湖南的九龙山的湘赣边游击区传达指示。
当时陈毅崴了脚不能步行，坐着一顶轿子上了山。
山路越陡，树林越来茂密，山路越来越难走。
正走着，突然响起一声“站住！”就像平地响起一声炸雷。
紧接着，从路旁的树上跳下来一个人，手中端着枪，“哗啦”一声拉上枪栓吼道：“不许动，你们是什么人？”
陈毅让轿夫落轿子，从轿子里走出来，对那人说：“我从吉安来，上山找你们首长有事。”
那人警惕地问：“有介绍信吗？”
陈毅从怀中掏出负责人项英写的介绍信，递给了那人。
那人接过信之后也没有看，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字。
他直接把陈毅带上山，带到了游击支队负责人段焕竞、刘培善那里。
陈毅耐心地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也讲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可是讲了半天也没有收到一点效果，两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只服从谭余保同志的领导，谁说也没用。”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人，1932年当选湘赣省苏维埃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六军团西征，他奉命留在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
谭余保
1935年7月，谭余保被推选为湘赣临时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恢复和发展了周边地区的组织，将游击队由3个大队增加到4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
因此，谭余保有很高的威望，游击队只服从他的指挥也不难理解。
听段焕竞这么说，陈毅就让他们把自己送到谭余保那里。
陈毅觉得，谭余保是游击队负责人，觉悟高，跟他解释政策肯定不费事。
没想到，到了谭余保那里，却被当成叛徒，差点被杀。
当湘赣游击支队派人把陈毅送到湘赣临时省委所在地甘子山的时候，大家也一致认为陈毅是“叛徒”。
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谭余保在竹棚里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处理陈毅。
结果大多数人都表示，应该处死陈毅。
陈毅在竹棚外听到里面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之后，大声疾呼：“不能杀，不能杀；杀掉我，你们会犯大错误的！”
但是，游击队的负责人情绪激动，怎么能听得进去？
次日上午，游击队在树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召开公审大会，会场气氛凝重，省委和游击队大多数同志的目光中流露出对陈毅的深深敌意。
谭余保厉声说道：“陈毅，在井冈山时，你作报告教导我们干革命要坚决，为何现在要忘记初衷叛变革命？”
陈毅大声说：“党章中明文规定，下级服从上级，你应该顾全大局，服从组织。”
谭余保打断陈毅的话：“正因为我是党员，才决定革命到底，死也不跟蒋军、蒋氏合作，不像有些人吃不得苦，贪图荣华富贵。”
陈毅听了气愤地说：“吃不得苦？简直是笑话！我陈毅吃的苦并不比你们少，经过的劫难比谁都多。”
陈毅接着面向会场，满含深情地说：“同志们，就在去年冬天，我在梅山游击队根据地遭敌46师围困，一围困就是将近一个月。”
“当时我身上带着伤，还发烧，在树丛草莽中隐伏了20多天，心想这次大概出不去了，就写了三首诗留藏在衣底。”
接着，陈毅吟诵起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听了陈毅的诗，游击队员们眼眶都湿润了，会场一片寂静。
谭余保却不为所动，打破沉默说：“正因为吃苦，你才要叛变？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枪毙你不可，不然军心都被你动摇了。”
陈毅愤怒地说：“谭余保，别用枪毙来吓唬人，我陈毅怕死就不会出来闹革命，蒋军那一套我见多了。”
“不相信我的话，你派人到吉安，到延安去打听吧！”
“如果你还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枪毙我的话，只会让蒋氏高兴，除非你是土匪，才会这样做！你开枪吧，开枪啊？”
陈毅这样一来，反而把谭余保给镇住了，他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
原来大声喊“杀”的人，听明白了陈毅的话，也不再响应。
但是谭余保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党的战士，害怕上敌人的当，虽然没有杀陈毅，也没有放他。
谭余保听从了陈毅的建议，派一个通讯员到山下打听。
这时候新四军已经正式组建，吉安有了新四军的联络处。
在这里，通讯员拿到了证明陈毅是新四军代表的证明材料。
当谭余保拿到这些材料时，才如梦初醒。
他亲手给陈毅松绑，握着对方的手悔恨交加地说：“陈毅同志，我太鲁莽了，差点犯下大错，耽误了大事。”
接着，他又做出一个惊人举动，让手下把自己捆起来，要陈毅处置。
陈毅赶紧上前松绑，紧握着谭余保的手说：“谭余保同志，你斗争性强，警惕性高，这说明你很负责，就该这样。”
一场误会很快烟消云散，谭余保和段焕竞很快带着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
尽管如此，也让人感到后怕，如果谭余保不冷静，陈毅说不定就会出事。
既然风险这么大，陈毅为何要亲自出马？
原来在此之前，组织上已经派了一个联络员上山，被当成蒋军特务给处决。
要想让谭余保相信，必须要派地位高的，而且能说会道，有勇有谋的同志去。
于是，陈毅就自告奋勇上山。
陈毅为了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
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夸大其词，游击队怎么也不会向自己人下手，只不过多费点口舌罢了。
这样说，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事实上，南方游击队接受改编的路上也确实充满艰辛，险象环生。
从1937年秋到1938年春，上级曾经4次到弋阳磨盘山，通知在那里的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
然而游击队领导人杨文翰无一例外，都把来者当叛徒给枪毙。
头两次前去劝说的人级别不高，一次是联络员，一次是县里的书记。
第三次去的是区委书记余明兴，也被杨文翰不由分说枪毙。
余明兴临死前还高呼口号，也没有让杨文翰警醒。
第四次上山的，是杨文翰的老领导、皖湘赣书记关英，而且还带有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
这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938年2月。
然而，杨文翰一意孤行，不听对方辩解，将关英等4人当成叛徒全部杀害。
由此可见，陈毅上山通知谭余保确实是冒了很大风险，差点把命都搭上。
谭余保下山后出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任热河省委副书记。建国后曾担任湖南纪委书记，1980年病逝，享年81岁。
而一再拒绝“投降”，还几次枪杀同志的杨文翰，最终没有接受改编，在1943年被蒋军杀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毅救了谭余保。
而经过那场误会，两人的感情不但没有疏远反而日益加深。
1961年陈毅视察湖南时,还向妻子张茜介绍谭余保：“我要感谢老谭，当年多亏他没杀我。”
1972年1月初，王震到医院看望病榻上的陈毅。
这时候的陈毅，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当年上山的那次经历，已经深深刻在他的脑海。
提起了当年事，陈毅记忆犹新。
他拉着王震的手，满含深情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谭余保还好吗？他当年差点杀了我，别让他受什么委屈……”
几天后，陈毅与世长辞。
这位重情重义的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