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被我们称为母亲河，但这位“母亲”在古代对我们子孙可不“厚道”，根据相关记载，黄河在历史上或泛滥或改道的次数多达一千五百多次，给两岸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黄河的治理，但由于治河既费钱又费力，还要“对症下药”，因此，也是统治者们最为头痛的事情之一。
历史上，中国治河最见成效的时期，要数清朝初年的康熙治河，康熙堪称治理黄河的佼佼者，经他一治，我们的母亲河安定了百余年。但是治河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甚至上升为政治问题。不就是治水嘛，要么疏要么堵，为何会如此复杂？我们先从为何要治河说起。
康熙为什么下定决心要治河？
为民除“害”
清朝初期，黄河频频发生水患。据历史记载，顺治在位十八年，黄河先后有十五次决口；从康熙元年到十五年决口次数更是高达四十多次，有时一年就决口六次。严重的水灾给沿岸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为民除“害”，这是康熙治理黄河的原因之一。
破坏农业生产，严重影响税收
古代封建社会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在商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清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田赋，黄河多次发生水患，严重破坏了沿岸的农业生产活动。
比如，康熙元年，开封黄河练口河决，祥符、中牟、阳武、杞县等七县受灾，“田禾尽被淹没”；康熙六年（1667）河决桃源，沿河州、县受灾，“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
百姓生命得不到保障，田禾被淹，由此对国家稳定和收入都产生影响。
京师漕粮受阻
黄河在历史上曾数次改道，宋朝之后，黄河下游河道改折向南，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在淮阴附近与淮河会合，东注入海。
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其淮阴以北的苏北段运河要借两百里黄河河道。黄河从青海流经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一路奔腾，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从中游携带了大量泥沙向下游奔泻。
而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河道开阔，水流缓慢，导致泥沙在此不断沉积，从而抬高河床，逐渐形成“地上河”。
因此，中下游河段全靠人工筑堤束水，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每每到雨季或汛期，那些年久失修的堤坝就会决口。
特别是在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处，灾情最为严重。黄河水强，淮河水弱，黄水灌入淮水，就会涌入运河，致使漕运受阻。
元代以来，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在北，而经济中心在南，为了供应京师，朝廷每年都有大量的钱粮通过运河从南运至北京等地。
一旦漕运受阻，即有可能动摇大清王朝的统治。这种情况在元明也一样，所以在清代以前，其他王朝也治河，但成效不大。
也由此可见，治河直接关系到国家命运，成为立国之本。康熙在上任后，把三件事作为关系帝国命运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三藩、治河和漕运。他也把这三件事都落实了，那么，他是如何落实治河的呢？
治河要人才要技术还要钱
康熙亲政初期，财政困难，没钱治水，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治理工程，其目的也仅为保证漕运的通畅。但每年花费的钱也不少，至少也得几十万投入。
至康熙十二年，治理黄河提上日程，但不料年末发生了三藩之乱，治河一事只好搁置，王朝全部的人力和物力都用在了平叛上。
至康熙十五年（1676）各地又发生洪水，黄河与淮河又一次同时上涨，河水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次，漕堤崩溃，扬州府受灾，宿迁、清河、山阳等都出现多处决口。可以说，河道破坏严重，潜在隐患极强，如果再不加以治理，不但江南地区被淹没、运河航道被淤泥阻断，而且河南及山东也可能会被洪水淹没。
在这样危重的情况下，尽管三藩之乱还未平定，财政依然吃紧，康熙还是决定彻底治理黄河和淮水。
说到治水，要钱、要技术，更为关键的是要人才，选谁来治河成为康熙治河的重中之重。
清兵入关后，设有河道总督，称总河，也是整治黄河的最高官员。总督辖下有部队，称为“河标”，专门负责守汛、防险，服从随时调配。漕运也是一样，设有漕运总督，辖下也有部队，称为“漕标”。两位总督皆属二品大员，也是清朝时期的“肥缺”。
当时的河道总督叫王光裕，光拿钱不办事。朝廷一查，说是正在修建紧急工程，实际根本没动；说是已经完工的工程，质量又非常差，新修的河堤还没有旧堤的一半高，“肥缺”就是这么来的。
于是，康熙二话不说就罢免了王光裕，最后选来选去，康熙选中了安徽巡抚靳辅，将其提拔为河道总督，令其彻底治理黄河水患。
那么，靳辅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学历高，勤于政事，办事脚踏实地，也善于识才用才。
康熙对靳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靳辅也没有让他失望。靳辅于康熙十六年三月被任命，四月初即前往宿迁河工署上任。
到任后，他“遍历河干，广諮博询”，在实地考察了两个月后，于六月就向康熙上交一份治河的“企划书”，即《经理河工八疏》（以下简称“八疏”）。
在《八疏》中，他采取治河的理论源自明朝河道总督潘季驯的理论，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合而治之，一改之前的仅“保运”的做法。为此，他列出了五个项目和三个保证。
五个项目分别是：
其一，疏下游河道：用两百天时间疏清江浦到云梯关下游河道，并加筑两岸大堤；
其二，治上流淤垫：高家堰西至清口之小河两旁各挑引河一道，引淮刷黄；
其三，培修七里墩、武家墩等临洪泽湖残决堤岸；
其四，填塞黄、淮各处决口；
其五，疏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并加固东西两堤岸
三个保证分别是：
一：钱粮浩繁，须提前筹划，治河所需经费约两百五十多万两；
二：裁并冗员，以调贤员，严明职守；
三：竣工后，请设巡河官兵守堤，共计六营约五千八百多人。
康熙在收到靳辅的《八疏》后，马上与议政大臣、九卿及科道等官员，开了个集体会议，官员们自然不同意大修，费钱太多不说，动用劳役数量也太大。比如在第一项工程中，一天就要动用十几万人，易生事端。
所以，大臣们都认为，还是像之前一样小修一下就可以了。但康熙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而是以河道关系重大为由，酌令靳辅“再行确议具奏”。
至同年九月，靳辅再次上疏，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做了修订，但变动不大，比如第一项工程，人员每天可以从十几万人减少到三万，相应工期则从两百天延长到四百天等。
由于靳辅的治河方案全面贯彻执行了康熙“一牢永逸”的指导方针，最终得到了康熙的大力支持。
康熙十八年，靳辅的治河方案被批准，二月决定支给正项钱粮两百五十多万两，工期限时三年。
整个治理工程相对比较顺利，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治河工程见成效，实现了“河归故道”，下游的山阳明、高邮等七州县民田，皆出水可耕地。
治河治出了“政治问题”
对于靳辅的治河工作，康熙虽极力支持，但反对的声音一直不断。康熙十九、二十年先后遭遇了两场洪水，河道决口数次，比如杨家庄的堤坝决口了两次，宿迁的徐家湾也决口一百多丈。
诸如此类决口，原本没什么奇怪的，但有人借此大作文章。比如左都御史魏像枢，他说花两百多万为“一劳永逸”，结果还没竣工，就有堤坝决口，这叫什么“一劳永逸”？
再如布政史崔维雅，他更是认为应将靳辅的治河工程全拆了。即便在他巡视完河工之后，还是提出所谓的二十四条责问靳辅，并再次上疏，说靳辅所修工程，多有不坚固，与一劳永逸大不相符，应将靳辅及监修各官从重治罪，并对不坚固之处，责令赔修。
但康熙没听一面之辞，他在研究了靳辅的治河方案，看了靳辅的答辩之后，还是选择了支持靳辅，但内心也充满矛盾。
有人曾提出开启海运，但黄河运道并非只济漕粮，商贾百货皆要通行，就算开挖海运，又要建造船只，也要疏通河道，其费用更大。
还有人提出，要求康熙把靳辅给换了，但康熙寻思着，另用一人会出现责任相互推诿现象。
最后，在众臣的参议下，康熙决定将靳辅革职，但仍留任，戴罪督修，其他修筑各官也是如此，但并未责令赔修。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各大治河项目基本竣工；十二月，靳辅官复原职。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寒冬来临之前，康熙决定亲自巡视一番让他耗费几百万两银子的河道治理工程，到底是个啥样！
康熙要来亲自巡视，这令靳辅有些意外，也十分激动。这位唯一给他信任和支持，并给他主持公道的英明君主，此举也令他感到万分荣幸。
但这次的巡视也为之后靳辅的再次革职埋下了伏笔，康熙在肯定靳辅治河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
康熙对黄河治理十分重视，私下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课，他六次南巡，黄河治理工程都是他的重点巡视项目。
这次他在巡视后，为靳辅题了一首诗：
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
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
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
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
靳辅深受感动，叩首谢恩，心潮澎湃，所有治何的艰辛和委屈，都在此刻化为激动的泪水，并上疏表忠心：“臣惟有鞠躬尽瘁，以效犬马之报。”，他也的确身体力行，最后病死在任上。
康熙看了河工后，他明白离“一劳永逸”还有距离，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因为黄河流向不断在变化中，只能加以防患，何来永逸？
但在当时，康熙固执地认为，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为此，他除了提出要靳辅再加大力度整饬易决口的堤坝外，还认为可以通过下挖海口，将积水排出，这样双管其下，才能达到“一劳永逸”。
于是，康熙返京后，马上安排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此案，并命靳辅给予支持，且不得有误。
但这道旨令一经下达，就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关系到全局的争辩。靳辅和于成龙的观点完全相反，或者说靳辅并不赞成康熙的治理方案。
靳辅根据多年的治河经验及实地勘测发现，泛滥区域的地势低下，大多在海平面以下。一旦开挖海口，不但难以将积水排出，反而会引发海水倒流，由引发更大的灾难。
而于成龙则固执地要执行康熙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派人去实地勘测，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开挖海口更妥当。
康熙虽然表面妥协了，但在行动上却并未放弃。几个月之后那些实地勘测的官员被罢免，理由是勘察回奏与实情不符。
再之后便有官员开始大力赞同康熙的观点，比如礼部尚书汤斌，说自己之前就同意开挖海口。
这样一来，康熙更加认为之前的勘测官员有受人指使的嫌疑，而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靳辅。
靳辅治河的确有功，但他不能刚愎自用，更不能视圣旨如无物，假借他的宽和在暗中推行自己的意见，以公谋私。
康熙十分痛恨朝臣结党营私，更不容朝臣操控朝政。因此，在他的眼中，能不能开挖海口，这项治河的方案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也纷纷猜测皇帝的心思，他到底是想挖呢还是不想挖呢？是想治靳辅的罪呢还是不想？
在勘测官员被免的事件发生后，朝臣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哦，原来皇帝是想挖的，对靳辅也有点意见了，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先是赞成开挖海口，之后工部又全盘否定靳辅的成绩，认为虚靡钱粮，应对其严回议处，甚至连大学士明珠都牵扯其中。
对于朝臣的意见，康熙也有所考量，他最终还是想实践自己的想法，下令拨银二十万两，遣孙在丰去督理此事，并嘱咐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汤斌和于成龙。
在是否肯定靳辅的治河工程，以及下一步是否开挖海口的第二阶段工作上，九卿的意见都表现得极不不稳，一会认可，一会不认可，这让康熙也十分不满。
最后，康熙又做出决定，依旧是罢免靳辅官职，但仍留任继续进行黄河治理的完善工作。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治河之事逐渐上升到朋党之争，康熙究竟是有意借河道之事铲除朋党人员，还是真的认为治理河道的确存在情弊？
总之，借着河道之事，明珠、靳德洪的大学士头衔被革除，李之芳、余国柱罢官免职，吏部、户部及工部都有相关人员停职。
靳辅最终也被罢官，几位参与治河工程的一再反复的官员，如漕运总督慕天颜、两江总督董讷及督理下河工部侍郎孙在丰等人，或罢官或降职，并任命了一位新的河道总督--王新民。
但是康熙为了查明治理河道的事实真相，不仅派人前去勘验治河工程，并且他自己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再次巡视了治河工程，最终从现实和百姓口中得出判断，靳辅的治河理念是正确的。
于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康熙革除了王新民的河道总督，又令靳辅官复原职。可惜的是，同年冬，靳辅死在了任了上。
靳辅死后，康熙不禁“临轩叹息”，赐其谥号为文襄，授予骑都尉的职位，世袭罔替。至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第六南巡，仍对靳辅念念不忘，之后又追封为太子太保。
康熙新的治河方略
靳辅走了，然而黄河的治理还要继续，康熙对靳辅的怀念，主要因为在靳辅之后，相继几任总河都毫无建树，不仅无所作为，还把靳辅之前的治理工程搞坏了不少，这令他十分痛心。
比如董安国，在于成龙守孝期间，由他担任河道总督，他试图修建一座拦截黄河的大坝，这些工事纯属异想天开。再如于成龙，他虽对靳辅的治河理念相左，但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治河的方案。
更让康熙糟心的是，开挖了十几年的下河后，他发现自己的治河理念是错的，而靳辅所主张的不从地势低下地区开挖的理念是对的。
此后，康熙潜心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治河理念，即“闭六坝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
靳辅修筑堤坝、约束河水、冲刷泥沙，这个理念没错，但有弊端，就是“只顾上河，不顾下河”，为保运输，修筑了许多减水坝，结果导致下游七个州县频繁被淹。
而康熙的理念则是兼顾上游、下游，尽可能地减少减水坝的使用，或者将其改为滚水坝，以此减缓及预防下游的灾患。
但是他的治河理念及相关治河工程，后继任总河的于成龙并未执行，之后也因病去世了。后来江南江西上总督张鹏翮接任河道总督，他严格执行了康熙的指令，治河工程才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河臣报奏，经过数十年来的治理，“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水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民居安晏。”
综上所述，康熙年间取得巨大的治河成绩，与康熙的重视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本人亲自参与了研究和考察工作，采取以科学的态度取治河之法。比如，他六次南巡，每次都亲自勘察，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再如，在靳辅死后的河工，基本都是由他本人设计，总河负责落实执行。
其次，康熙帝作用得人，特别是起用了靳辅为河道总督，对治理黄河起到了主导作用。
第三，康熙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治河，从根本上保证了治河的顺利进行。
在康熙五十大寿时，他向黎民百姓宣布：四海升平，百姓富裕，河工竣工，天下归心，故而大赦。他彷佛看见了“治隆唐宋”，在自己的余生中迎来了超越前朝的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