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
高崇民曾在西安事变中起草“八项主张”，近日，高崇民孙女高劲松向红船编辑部讲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高崇民视角下的西安事变，为我们揭开纷繁历史的神秘一角。
高崇民与西安事变
1935年9月，高崇民从上海出发，经天津到北平，同年11月前往西安。到西安时，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把高崇民叫去一起吃早饭。
“吃早饭的时候，我爷爷就没顾忌，又说起了九一八的事儿。说起九一八，我爷爷特别生气，说你怎么不抵抗？！张学良也跟他顶说，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爷爷就说你是军人，你得有一个自己的思想，你不能盲从。俩人因此吵了一架。”
高劲松的父亲是开国少将高存信，她的爷爷便是在西安事变中参与起草“八项主张”的高崇民。在她印象里，爷爷高崇民性格耿直，还有点儿“倔”。
1936年，高崇民在西安
此次来西安，高崇民是有任务的。
“吃完饭我爷爷想：‘这哪行啊？还没等我做工作，先吵一架，我得告诫自己，一定要控制住自己。’于是，爷爷又去找张学良。张学良知道他来肯定是有大事，请他到了楼上的小会议厅商谈，期间爷爷把一封联名信交给了张学良。”
高劲松介绍，这封联名信是劝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出自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在上海的一次狱中会议（当时杜重远在狱中）的决议，这些人都是张学良很熟悉很重视的。这封信为张学良分析了他面临的形势，也提出了一条解决之策：停止内战，与杨虎城联合，跟红军联合，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爷爷跟少帅说了几点，第一，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是一箭双雕的阴谋，企图使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两败俱伤。第二，留着东北军干嘛？这些东北人的子弟兵应该去收复东北家乡，而不是消耗在内战之中。第三，共产党和红军是有主义有信仰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共产党就率先发出抗日号召，这是抗日的队伍，你打它干嘛？它跟人民站在一起，你打得过它吗？”
其实，当时张学良心情很苦闷、很矛盾，“攘外必先安内”策略下，“剿共”接连失利，让他迟迟不能抗日。最后，张学良接受了劝说，并向高崇民询问下一步的计划。高崇民告诉张学良，接下来的重点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首先联合杨虎城，再联合四川等地的军阀，一个个联合起来，一起抗日。
高劲松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张学良对我爷爷说，且不说联系红军目前没有眉目，就说联合杨虎城都有一定的难度。”1935年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进驻陕甘后，与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关系并不融洽，互相有很大的误解和隔阂。张学良曾派人找过杨虎城，希望解除误解，非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激化了矛盾。
高崇民给张学良带来一个好消息。在张学良没到西安之前，高崇民已通过杜斌丞转交了杜重远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由此认识了杨虎城。
“杜斌丞和杨虎城的关系，就像我爷爷和张学良的关系一样。”高劲松说，杜重远是搞工业、实业的，他在全国各地认识很多人，因着这一层关系，祖父高崇民见到了杜斌丞，杜斌丞又把高崇民引荐给了杨虎城。
1936年，高崇民（左）在西安与杨虎城合影
与杨虎城见面之后，高崇民发表了一通他对抗日的看法。杨虎城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此时高崇民尚未见到张学良，所以高崇民的看法只能代表他自己。如今，张学良就将此事委托给高崇民，他才算得上师出有名。
接受解除两军误会的任务后，高崇民代表张学良再次面见杨虎城。
再次见面，高崇民主要转达了张学良的两个想法：第一，张学良绝不可能丢掉东北老家，到西北这儿跟杨虎城抢地盘儿。杨虎城踏实了；第二，张学良希望尽快结束内战，联合起来去抗日。
攘外才能安内，是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的主张，正是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左，而直接导致了西安事件的爆发。
这次会面，高崇民可谓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解铃人”。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都有抗日要求，且已分别先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默契，因此他们都为抗日做出了积极努力。
此后，高崇民便留在西安，从事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共抗日的宣传活动。一开始，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联系都通过高崇民，后来张学良安排高崇民约杨虎城见面，自此，他们二人才直接联系。不过明面上，张学良、杨虎城的两军间还是保持有很大矛盾的表象，“一直到西安事变的时候，戴笠的特务都没有发现杨虎城跟张学良的合作。这件事情我爷爷办得非常好啊。”高劲松笑着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任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高崇民，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高崇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行政定级时，他被定为了行政三级，享元帅级别待遇。
1951年，高崇民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与张学良初相识
为什么是高崇民去西安？
1928年11月下旬，奉天警察厅长公布了省长公署一个旨在增加警饷的捐税法，在商民中引起强烈不满。为反对苛捐杂税，时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的高崇民与时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的杜重远，领导了大规模的商民反附加警揖税的斗争。因为此事，高崇民受到张学良接见。
“当时，我爷爷一见张学良就发现少帅是精明干练的，感觉他还比较谦和，能听别人的意见。张学良问我爷爷，罢工游行是怎么回事儿，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你看啊，东北就没消停过，先是老毛子侵略咱们，接着又是日本打咱们，已经伤了元气了，你再去压榨老百姓，不管是商民也好，还是市民、农民也好，增加税收，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疾苦，你这不是官逼民反嘛？你就应该减少税收，让老百姓们去发展生产，发展商务，他们发展起来了，你还缺什么吗？”高劲松说，虽然张学良年纪轻，但他觉得高崇民说话有道理，就反过来把警察厅长批评了一顿。
范克明曾在《张学良传》中这样描述张学良：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
没过两天，张学良派人去请高崇民，将他聘为了自己的高参秘书。
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北洋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五色条形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我爷爷很支持张学良的这个决定，因为从当时的力量来讲，一个东北打不过日本。”高劲松告诉红船编辑部，九一八之后，东北爱国人士在北京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事后，高崇民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要求在该“救国会”中成立十人“核心组”。由“核心组”直接对接张学良负责，可秘密传达布置张学良的各项指令。张学良很重视这个“核心组”，给每位组员都配置了警卫人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高崇民曾当面质问张学良，张学良不仅没生气，反而将他视为诤友，在高崇民辞去秘书职务，专职做抗日活动后，依旧按月给他生活费及活动经费。
退休后重新认识爷爷高崇民
“我父母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查档案、抄电报，我退休后，接手了这项工作。通过进一步看他们的著作和文章，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他们。”高劲松介绍，祖父高崇民，1891年生人，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就读于奉天（今沈阳）省立农林学堂，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留学日本。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后，高崇民在日本发表演讲，被选为回国宣传抗日倒袁代表之一，到上海进行宣传活动。
一路上，高崇民因进行宣传活动花光了钱，无奈只能返回老家，同时因为是公费留学，他还面临着学业中断的难题。即便如此，高崇民还是在老家坚持开展宣传活动。
“后来我爷爷说，家乡那个校长特别好，看见他了，就说‘你不上日本学习去了吗，怎么又回来，跑地里种地去了？’我爷爷就跟校长说，‘我参加宣传活动，没钱了，回不去。’得知这一情况，校长很是热心，对高崇民说，‘你回去吧，你等着’，结果校长又给他批了钱，才让他回到日本完成学业。”高劲松说。
高崇民
留学归来，高崇民先后在北京、沈阳办报，开展宣传活动。因揭露日本侵略行径，被通缉过，曾被押解回乡。
1927年，日本单方决定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分馆。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崇民“特别生气、特别愤怒”，与杜重远一起组织了大游行抗议活动，并得到了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支持。最终，拒日临江设领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铁轨、炮轰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身处辽阳的高崇民，本打算返回沈阳，中途被人告知，包括他在内的“东北救亡七杰”（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王卓然、车向忱、王化一、卢广绩七人）均被通缉，因此，高崇民转道关内。同年9月23日，高崇民路过锦州沟帮子，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到北京之后，9月27日与流亡的东北爱国人士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当时参加会议的共有400多人，绝大多数为东北籍青年学生。大会推举高崇民、阎宝航、黄显声等31人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在执委会上，又选举了高崇民、熊飞等9名常委。大会一致通过了“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
“从9·18那天起，抗日的枪声就打响了。”高劲松感慨地说。
1934年，高崇民被推荐为“四维学会”15名理事之一。“不过，该会的成立，就是蒋介石要扼杀抗日的‘复东会’，故在该会的内部始终存在以张学良为代表的抗日派同蒋介石的不抗日的CC派间的斗争。”高劲松说，“当时‘四维学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不能随意发展会员，严格得一塌糊涂，甚至到了不能采取任何活动的地步。因为要求蒋介石出来领导抗日这个事，我爷爷还在去九江的船上和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贺衷寒大吵了一架。”高劲松说，“爷爷高崇民为人刚直不阿，尤其看不惯和反感不抗日的行径。船上的人把他们两人拉架劝开以后，爷爷仍特别生气，下船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故‘四维学会’很快就完蛋了。随后，爷爷高崇民被通缉，转去上海”。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在上海被关押判刑，高崇民前去上海设法营救，未果。不过，在杜重远的介绍下，高崇民认识了共产党员孙达生。在孙达生的影响下，高崇民知道了共产党在南方做的事，也知道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遂撕毁了自己的国民党党证，决定从此跟着共产党抗日。“我爷爷说孙达生是他学习共产主义的小学老师。”高劲松说。
随着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王卓然等5人集聚上海，杜重远与他们在监狱中开了一个会（核心组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后，众人最终决定由高崇民动员张学良停止内战，先与杨虎城联合，再跟红军联合，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新的抗日局面。孙达生知道这件事后，向党组织汇报了高崇民等人计划去西安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消息。党组织同意了孙达生跟随高崇民去西安做东北军、西北十七路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肩负着促进张杨联合、实行联共抗日的任务，高崇民启程了。
这才有了前面所说的高崇民劝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有了化解张杨之间的矛盾，联合抗日；才有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西北“三位一体”抗日大联合的新局面。最终才有了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兵谏”捉蒋，逼蒋抗日；才有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有了全国、全军、全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知道了爷爷高崇民的贡献，高劲松才真正理解了叶剑英的评价“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以及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赞誉“高崇民是东北人民的楷模”。（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因文中一段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被日方认为是对天皇的“不敬之辞”，在日方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会同上海市政府查封了《新生》周刊社，逮捕并判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这一事件也就是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
撰文：董欢欢
视觉：宋琦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