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自古以来就是最伤及国家实力的一种政治陋习，毕竟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有一个团体足够团结，才能勇往直前，风卷残云。可是在政治斗争中，若是一个团体太团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却未必是好事，更可能造成国家危亡，引起一场大雪崩。
所谓的党争，顾名思义，为争取个人或共同的政治经济等利益而互相对异己人士或团体进行攻击，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比较常见，如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争，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相争。双方费尽一切心力去挖对方黑料，相互诋毁，不停地公关，可谓是丑态百出。但是现在的党争其实还好，相对比较文明，像是一场拳击比赛，比较默契和守规则。而古时候的党争，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了，党争面前无黑白对错，也没有什么底线一说，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于是就引申出了一个成语，党同伐异。
王安石和司马光
什么是党同伐异？就是不和你站队同一方的人就视作仇敌，必须灭之。而如果这样的相互斗争过多，一样会形成新的问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消耗国力，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治根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几个王朝，因为党争而几乎损耗了国家大部分的元气，造成了国家内部分裂，出现了不可弥合的创痕，最后眼看着一个强大的王朝毁于一旦，而无能为力。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历史上被党争毁掉的王朝。
东汉党争
1、东汉戚宦之争
持续一百多年的东汉戚宦之争，可以说是导致东汉强而灭亡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东汉没有像西汉一样盛极一时的根本因素。所谓的戚宦之争，顾名思义，就是外戚和宦官之间的相互争斗与争权夺利。
由于汉代规制，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又为了防止宗室干政，自汉武帝开始形成了大司马由外戚担任的基本制度，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有王莽篡位这样的先例发生，为了削弱丞相和三公手中的权力，所以汉光武帝决定扶持宦官，制衡三公。但是此举的先决条件是皇帝要足够强势，虽然在东汉前三代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东汉外戚
但是自此之后，担任内朝官职的外戚和宦官没有了三公的制衡，再加上大司马基本站队外戚，双方就形成了天然的两个争权夺利的派别。自汉章帝驾崩之后，汉和帝年幼即位，朝中大权旁落外戚窦氏手中，而外戚得势后挤压宦官，皇帝要想掌权，就必须依靠宦官帮忙打压外戚，于是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戚宦之争。
东汉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会宦官专权、一会外戚干政的政治乱象，窦宪、梁冀、何进都是外戚，而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宦官则只手遮天，就此循环往复，直到后来，十常侍之乱，宦官和外戚何进大将军拼得两败俱伤，被军阀董卓趁机入京掌了权，东汉终于迎来了末日。
除此之外，东汉还有读书人和宦官之间的党争，史称党锢之祸。
胡太后掀起党争
2、北魏党争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曾经强盛一时的北魏帝国，为什么会在孝文帝死后十年内迅速塌方，在孝文帝去世后二十来年便走向了灭亡？难道只是因为南迁汉化之后鲜卑贵族的腐败？难道只是因为迁居中原之后军队不修武备？诚然有这些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不会导致一个强盛的王朝转瞬间便走向衰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魏末年很残酷的党争。
孝文帝继任者，北魏宣武帝英年早逝，继任者孝明帝年仅6岁。胡太后一举掌握了朝政大权，之后临朝称制，这就导致了北魏末年党争不断。首先是外戚胡太后相关势力和宗室权臣元乂相关势力之间的争斗。
元乂利用胡太后最初的信任，推翻了权倾朝野的大将军于忠，然后趁势一举推翻了胡太后的政治团体，废胡太后，独掌北魏朝廷大权。胡太后在之后的五年里，始终在不断积蓄力量，与元乂明争暗斗，双方各自不断招兵买马，胡太后拉拢了看起来很有才干的尔朱荣，帮助其迅速崛起，为之后北魏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胡太后在高阳王元雍支持下，重新夺回了朝廷控制权。但是之后孝明帝长大了，又与胡太后争权，而朝中支持太后和皇帝的又分成了两派，孝明帝为了掌权，决定引外援为己用，于是密诏尔朱荣帮忙，但是事情不密，孝明帝在胡太后的安排下，没几天便死于非命，但是尔朱荣却没有因为皇帝死了就放弃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果断率军入朝，迅速便控制了北魏 ，再之后北魏陷入了大混乱，尔朱荣旗下两个下等军官最后崛起，瓜分了北魏的江山。
牛李党争
3、唐朝牛李党争
熟读唐诗三百首，或许人人都觉得李商隐的诗歌美，意境美，美得传神，美得优雅，美得朦胧。但是若将这种朦胧映射到李商隐并不完美的一生中，我们或许也能体会他内心的踌躇不决与分辨不清的那种情怀一二。因为李商隐一直游离于唐末两大党派之间，与两边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最后为两派所不容。
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一场持续小半个世纪的党争，使唐朝错过了最好的复兴阶段，也是导致唐朝彻底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牛李党争也牵扯着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说来也巧，牛李党争开始和终结都在唐朝中后期最好的两位帝王身上，分别是唐宪宗和唐宣宗。
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朝廷内部大乱斗。身处其间的唐文宗曾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众所周知，河北三镇基本上是中晚唐朝廷顽疾，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去除这个甚至比去除朋党难，可见党争之剧烈。
牛党和李党都曾兴盛过，但是经过数十年的争斗，自重牛党奄奄一息，李党全部驱逐而告终。牛李党争迫使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在统辖藩镇，直接导致了藩镇问题越来越大，本在唐宪宗时期将要解决的问题，最终到了无法根治的局面，错过了这个实现大唐复兴的最佳道路。
另外牛李党争，极大损耗了朝中能臣，导致皇帝更信任宦官，宦官因此得利，成了晚唐时期的另一个威胁。牛李党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藩镇尾大不掉，宦官专权干政两个顽疾，正因为这些，拖着大唐王朝，一步步走向了无比深渊。
新旧两党领袖
4、北宋党争
北宋发展到宋神宗时期，社会出现了很多发展的疲态，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实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加强了北宋的军队建设，但是由于推行力度不足，再加上下面官员执行力严重不足，进而导致了变法草草收场，非但没有改善民生，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但是这都不算重点，对北宋最大的影响是，王安石变法造成了北宋的新旧党争。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很多士绅阶级的利益，所以遭到了大面积的反对，朝中大臣反对者甚多，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新政的反对者。王安石孤军奋战，只能起用一批新人，形成了新党，自此展开了北宋最严重的政治事件，新旧党争。
王安石变法
北宋党争持续了近五十年，司马光等人南人不可当政的理由反对王安石，很多守旧人士加入了这一党派，名曰旧党。本来是政治上的分歧，渐渐演变成了党同伐异，新、旧两党更迭执政，双方互相推到对方的国策，造成国力大损。不过在宋神宗去世后，新党彻底失败，司马光执政，大肆铲除异己，将改革派大部分都贬斥岭南。
王安石病逝后，新党偃旗息鼓，旧党却出现了分裂，成为了正反两派，后来反派又分裂，开启了新一轮的党争，比如将大才子苏轼害苦的蜀洛党争。而在旧党内耗极其严重之后，曾经的新党成员，名相章惇入朝执政，在重新开启新法的同时，将旧党成员大加贬斥，几乎将朝中旧党名臣清理一空。
即使宋徽宗罢免名相章惇，任用其他贤才，也没能化解北宋党争，最终不得不起用缺乏政治才能的蔡京，北宋也自此走向了末路。
理财大臣阿合马遇刺
5、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
元朝，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是党争不算严重的王朝，但是元朝也有贯穿整个朝代的党争，那就是理财派和汉法派。理财派大都是色目人组成，再加上一些蒙古旧贵族的支持，对元朝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元朝理财派和汉法派
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但是朝廷又必须要理财派来运作，所以旧贵族势力力保理财派，所以在朝中的势力基本是这样，理财派当权臣，掌握实际权力。汉法派占多数，掌握言官和各重要职能部门。
理财派坚持废汉法，而汉法派尽力去压制理财派，双方就这么微弱的平衡了数十年，导致了元朝没能解决行政制度上缺失的问题，最终贪腐问题越来越严重，毁掉了国家根本，成为了一个比较短命的王朝。
东林党
6、明朝文官和宦官党争
明亡于党争，这是不争的事实，明朝最初就有淮西派和江浙派之间的争斗，中间百多年偶有形成派系，当时基本没有党争，没有到非我派系，其心必异的这种地步。朋党应该起源于嘉靖皇帝后期的严党，但之后被其他势力联合绞杀。而真正的党争，应该开始于明朝万历中期。
以浙江人沈一贯开始，以地方籍贯而形成的朋党，最著名有浙党、楚党，还有就是明朝固有的以宦官为首的阉党。除此之外还有昆党，以昆山籍官吏为主，还有宣党，以宣城籍官吏为主。最重要的自然是东林党，以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而闻名，组建形成了明末最强的文官集团。
这些党派相互间勾结和争斗，又联合地方乡绅集团和地主阶级，不断提拔党派内部人才，最终形成了党派之间的争斗。起初是浙党最强，东林党后来居上，将其他派系全面打压，叶向高更是稳坐多年内阁，东林党极度排外，不加入者皆为异己，必须全面打击。但是东林党如日中天之际，却又迎来了其他多个党派的联合反击，最终这些党派的部分成员依托在宦官之下，阉党自此崛起，成为了比多林党还要强悍的角色。
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尤为惨烈，因为魏忠贤坐镇，天启帝不管事，东林党被全面压制，多位重臣惨死，几乎被打压下去。但是崇祯即位后，支持东林党崛起，清算阉党，又是一波腥风血雨之后，大明几乎没有能实干的官员，全是些善于权力斗争的官僚。而东林党和阉党的争斗一直延续到南明中期，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是明朝和南明灭亡的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