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情绪空缭乱，不是稳重花
北宋一朝是文臣的天堂，但声名显赫之人必是以诗文显天下，这一时代的文臣几乎个个都能诗能词，这同他们步入政坛的经历有关，因为他们都是通过科考入仕，而诗词是必考之科目，特别是在北宋前期所占比例还相当大。
要当官必须先进“作协”，这在宋代大概是个铁则，但有些名臣虽然也混进了“作协”，但诗文水平如那后世的乾隆一般，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声名，如富弼，如王曾，比起晏殊或范仲淹来，就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了。
韩琦在这点上似乎有些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他一生所作诗文也很是不少，光诗就留下近千首，但除了下面这首《点绛唇》，大概没几首值得人们点赞的名作。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
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
这首小令历代的评价是很高的，其情景交融，词意凄婉，亦花亦人，深情幽韵，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很是感人，称为宋词中的精品当不为过。
韩琦是北宋名相，他一生出将入相，立两帝，执政三朝，执政中华；封王拜公，功业煊赫，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中，他的戏份很多，可以说是与仁宗相始终的重要角色，而且似乎也是仅次于仁宗的正一号人物。
不过，我很长时间以来，对韩琦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甚至是有些负面的，尽管我知道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是个正色立朝的正人君子，但于我来说，一看见他的名字，便立即联想起张元的那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这是一首侮辱性极强的诗，是韩琦在西北同西夏对阵时，惨遭好水川大败后，那为李元昊军师的张元，看着遍地宋军尸体时写下的歪诗，洋洋自得，遂写这首诗，极尽讽刺之能事，这也许是韩琦心中永远的痛。
大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后，实行的重文轻武国策，战力是日渐孱弱，加上河西马场的丢失，同彪悍的西夏人对阵已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在对西北的防御中，主帅夏竦和副帅范仲淹是主张扎寨固守的，而年轻气盛的宋仁宗及副帅之一的韩琦则是主张进攻的。
尽管后世，甚至当时，人们并没有将战败的责任让韩琦承担，因为很大程度上是主将任福的骄纵轻敌所致，但却也因张元的这首诗，无形中使韩琦成为败军之将的代名词，当然，那夏竦也是跟着躺枪了。
韩琦是相州安阳人，字稚圭，自号赣叟，为世代官宦之家，但他是其父在知泉州时与家中婢女所生，所以，他在家中的地们应该不是很高。
四岁时父亲离世，雪上加霜使得他更觉孤单，他是由兄长们抚养长大，尽管如此但韩琦却是个奇才，不仅学习刻苦，且“端重寡言”不喜嬉戏，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学问过人。
果然，弱冠之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便得探花，通判淄州，其后便一路得到升迁，官运亨通，成为朝堂上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员，受到皇帝及当时执政的太后刘娥的青睐。
他性情耿直，敢言直谏，是妥妥的愤青一枚，在任左司谏时，曾一纸弹劾，将四位宰执拉于马下，即历史上有名的“片纸落去四宰执”，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在朝野颇负盛名，可以说这时的韩琦堪称后进新锐的代表人物，仁宗皇帝也暗自将其纳为心腹。
时值西北李元昊作乱，韩琦作为夏竦的副手，同范仲淹一起，去边地抵御那凶悍的西夏人，他根据当时边军的糜烂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向皇帝上书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看法，当时的宰辅王曾就言道，“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但由于大宋王朝我重文轻武的国策所限，很多问题都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以至于在对阵西夏的三次主要战役中，三战皆北，最后依然是以钱帛买安宁，对西夏一直采取守势，这西夏是直到更为强大的蒙古人崛起后，才将其灭国。
韩琦真是有些不值，因张元的那首诗而担了罪名，要说他在对外御敌上没有太多的出彩之处，却也没有冤枉他，不过，在对内方面，无论是外放还是在朝堂之上，他可圈可点处还是很多的。
在外放巴蜀会安抚使时，正好发生了饥荒，特别是我们当时的广元，当时叫利州，尤为严重，韩琦多方协调，处置妥当，抚慰灾民，使得四川不致民变而安稳，为此而迁陕西安抚使，也正是他在陕西的经历，仁宗才将其放置在对西夏作战的前线。
韩琦真正进入中枢是在他48岁之际，他担任枢密使，成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领导，同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集贤殿大学士，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勤勉自律，任劳任怨，为大宋朝的稳定和发展而做出了贡献，亦可以说，北宋朝的繁荣和富裕，文治昌盛，海晏河清，韩琦功不可没。
然而，作为仁宗所倚重的股肱之臣，我觉得韩琦是有，负于于仁宗，原因是他后来支持英宗尊生父为皇考，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濮议之争”，而韩琦是这一事件中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人物。
众所周知，仁宗无子嗣，这在封建王朝中可谓是最让人担忧之事，为此只好收了个宗室子为继，名叫赵曙，即后来的宋英宗，及赵曙即位后，其生父已死，于是，这赵曙便想抬高其生父的名分，尊其为“皇考”，就如同后来明朝时的“大礼仪之争”一样。
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对错和结论的，只是名义之争，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然而，在古代，这是正名之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也，天地间，执此为大，所以，这事当时在朝堂上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赵曙的动议使得朝臣立即分为两大阵营，都有道理，但于我来看，你赵曙是被仁宗收养才有了这皇位，生前父皇、儿臣的叫得个亲热，人家一死就打“翻天印”，不认这个“秤”了，实在是有忘恩负义之嫌，且破坏了既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也势必会给朝局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但是，正是这时任宰相的韩琦支持，这历时18个月的“濮议之争”，以英宗的胜利而告终，过程虽无明代那直接百余位大臣拖到金水桥上打板子般的惨烈，却也将朝臣分为朋党，其离心力渐次增加是必然之结果。
想这韩琦虽历经三朝，但他一生最辉煌之时却是在仁宗朝，他只比赵祯大两岁，二人既是君臣，又是兄弟，他是赵祯一手提拔起来并一生信任有加，为何赵祯一死，他便行如此之事，真的让人想不通啊。
以他的性情，是一位敢于直言，不畏强权，不怕丢官的直臣，他积极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力主去“三冗”，革除积弊；但却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先锋，几乎王安石所有的新政，皆是他抨击的对象，与他年轻时激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惯恼东风不定家，高楼长陌奈无涯；
一春情绪空缭乱，不是天生稳重花。
这是他的一首《柳絮》诗，通过对柳絮漂浮不定的意象来描述其轻薄浮躁的特性，我觉得，这无意间的感叹，似乎又契合了他后期的作为，只是我不愿将其臆测为是依附新皇而做出的有违本心之举。
韩琦68岁于神宗朝时离世，他一生在仁宗和英宗两朝为栋梁臣，死后宋神宗赵顼大恸，罢朝三日以悼，立“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以记，赐谥号“忠献”并配享英宗庙庭，其荣耀少有人能比。亦是皇室对他的盖棺定论，只是不知九泉之下他同仁宗相见，是否有些羞愧之感。
久浸官场，韩琦最终活成了他初入仕时最反感的那帮明哲保身的官僚样子，很多原来与他共进退的知己也渐行渐远，有的甚至反目成仇，比如那曾经的战友富弼与他绝交，老死不相往来，他死后连葬礼也拒绝参加，这也说明大家对他的看法。
尽管有人说他是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却不这么看，韩琦由锐意进取到老成守旧，是他的经历使然，他经历过太多的争斗，改革与守成之争，同僚间势同水火，但他却是出于公心，至少皇家是这样认为的。
他为相十载，历三朝，既有在朝中辅佐君王的声名，亦有在地方十数年不错的政绩，他的出发点始终是站在官家的立场上来决定自己的言行，虽然有被后人诟病之处，但却为北宋一朝的稳定和昌盛倾尽了全力。
在北宋“朝迁清明，天下乐业”的赞誉中，自是有着他辛勤的努力，他缺少的就是没有几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没有几篇让人眼睛一亮的千古文章，遂使得后世对这为可以说是北宋朝“最成功的宰相”了解不多，实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