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推恩令为啥是最强阳谋？看它如何把人性的弱点环环相扣利用起来》中说道，汉武帝利用推恩令成功削藩，令困扰统治者许久的诸侯割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诸侯对中央的威胁彻底消失。
而且推恩令之无解、设计之精妙、对人性了解之透彻，也被许多人称为古代最强阳谋、千古第一阳谋。
但如此成功的推恩令，后世朝代却不再实行，除了后世中央集权制度发展越来越成熟、帝王权衡之术玩得越来越娴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推恩令过分削弱诸侯王导致权力失衡，促成外戚崛起，埋下了西汉覆灭的种子。
外戚势力自古有之，其权力来自于皇帝，组成人员多为皇帝后宫妃嫔的家族成员，在汉武帝之前，最著名的外戚当属吕雉和她的吕氏外戚集团。
当年的彭越被高祖刘邦怀疑有谋反之心，但高祖挂念彭越当年的功绩和与自己的情谊，剥夺了彭越的权力后又放了他一条生路，可是吕后知道后，便自作主张将彭越杀害：
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照理来说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僭越行为，完全是大逆不道。然而吕后作为刘邦妻子、朝廷中的外戚，实际上也代表了刘邦的利益，她杀害彭越本质上也是在维护皇权打压军权，因此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后来随着吕氏集团被刘氏诸侯王诛灭，诸侯王势力失去控制开始逐渐膨胀，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威胁中央皇权。
为了消除威胁，一方面皇帝们谋划削藩，另一方面为防止诸侯王被削之后军权旁落，以及掌握军权的功臣团体趁机坐大，皇帝开始任用与自己更为亲近、更加方便控制的外戚，利用外戚来制衡朝堂各方势力。
汉文帝皇后窦猗房堂兄的儿子窦婴、汉景帝皇后王娡的同母弟弟田蚡，汉武帝的大舅子卫青、卫青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之弟、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外祖父霍光、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等，都是当时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显赫一时的外戚，为江山稳固立下汗马功劳，但依然只是皇帝手中的刀子，一旦皇帝想要除掉他，也是轻而易举。
但是到了汉成帝时期，外戚开始失控。
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刘骜继位。此时依靠选拔人才的“察举制”，世家大族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威胁皇权的新势力。
汉成帝为了维护皇权，登基初始便着手打击宦官集团，先是剥夺石显权势，然后由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等人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将其成功铲除。
紧接着为了打击许嘉等皇后派外戚以及压制世家大族，汉成帝又大力提拔王凤等太后派外戚以及力保自己太子之位的史丹等外戚臣子。
史丹因为拥立太子有功，在汉成帝即位之初，被提拔担任长乐卫尉，升任右将军，赐封爵位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加任给事中，后调任左将军、光禄大夫；史丹有子女二十人，其中九个儿子都因史丹缘故担任侍中、诸曹，侍奉在汉成帝左右。
史氏总计四人封侯，做官到卿大夫二千石的有十多人，是汉成帝时期最大的外戚集团之一。
而最大的外戚集团，莫过于王凤集团了。
王凤是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同母哥哥，论辈分是汉成帝的舅舅，因此汉成帝继位之后，便任他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地位还要高于史丹，位列三大辅政大臣之首，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了巩固权位、排除异己，王凤早早便开始行动。
汉成帝登基初始，因体弱多病，希望定陶王刘康留在京城陪伴自己，但王凤担心兄弟二人图谋对付自己，于是借口定陶王虽然是皇帝的亲弟弟，终究是臣子，留在京城不合礼法，逼迫刘康回到封国。
在公元前27年，在王凤胁迫下，汉成帝诏封王凤之弟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世人称之为“一日五侯”。其余王氏子弟也被任为卿大夫、侍中、诸曹。
接着在公元前25年，王凤先是编造证据污蔑乐昌侯、丞相王商，逼迫汉成帝罢免王商的相位，然后又把王商家里任京官的子弟统统贬出京师，还唆使心腹上疏请求褫夺王商袭封的侯爵。
公元前24年，王凤先是设计陷害京兆尹王章有大逆不道之罪，打入廷尉狱将其杀害；又排挤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免去冯野王的官职；再迫使许皇后之父许嘉引退不再担任官职。
从此以后，朝堂之上只剩下王凤一家独大，中央政府是王凤的势力圈，地方政府的人事也逐渐布满了他的党羽，地方郡国守、相、刺史皆出自王家门下。
反对他的朝臣轻则被逐，重则被杀，朝政完全被王凤一手把持。就连皇帝想册封某位贤才担任虚职，也需要王凤点头同意，否则绝不可行，至于其他政事更不必说。
“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
王凤大权独揽，王氏家族更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其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更是出了王莽这样一个直接篡夺皇位的大阴谋家。
而此时的刘姓诸侯王们都在干什么呢？依然被困于推恩令当中，因为推恩令真的太狠、太吃透人性了，一旦实行起来，除了已经彻底分无可分，或者改朝换代，几乎就没办法停下来。
加上推恩令配套的《附益之法》，诸侯王们是既没钱又没权，王莽专权时期直接将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刘姓诸侯王们也只敢暗地里画圈圈诅咒他，就算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等刘姓诸侯跳出来反对王莽，拉起的队伍也不过数百数千人，还不够王莽塞牙缝的。
推恩令的长期实行，诸侯王们是有苦说不出，对中央皇权更是恨之入骨，就算少数人想拱卫汉室，也是有心无力。
更何况，外戚们虽然极力排除异己，废黜了不少汉室宗亲，但也借着皇帝的手分封了不少刘姓诸侯王，给了不少好处。
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王莽的主持下，立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刘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的孙子、盱台侯刘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的曾孙刘伦为广德王。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汉平帝在明堂对祖先进行大合祭。当时受征助祭的有刘姓诸侯王28人，列侯120人，皇家子弟900余人。典礼完毕，在王莽授意下，这些受征助祭的人或增加封地户数，或赐封爵位，赏赐金银、丝织品，或提高俸禄，任命当官，各有差别。
除此之外，汉室皇族子孙中若能表明态度支持王莽，王莽也从来都不吝惜对他们的封赏。
公元6年，当安众侯刘崇与张绍一同举兵反对王莽时，张绍的堂弟张竦和刘崇的远房伯叔刘嘉却前往朝廷自首，并上奏书歌颂王莽美德，痛斥刘崇有罪。
王莽于是赦免了他们的罪责，还封刘嘉为率礼侯，封刘嘉的七个儿子为内关侯，封张竦为淑德侯。
绍从弟竦与崇族父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称莽德美，罪状刘崇。。。于是莽大悦，封嘉为率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为淑德侯。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
诸侯王们都不傻，效忠中央皇权得到的是削弱自己的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讨好外戚却可以得到封地、爵位、金银财帛，哪个对自己更有利，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过分削弱诸侯王使得诸侯王失去了勤王、制衡的实力；而失去汉室宗亲制衡，权臣与世家大族得到崛起空间，然后又威胁到了皇权；为了制衡权臣与世家大族，汉室宗亲又不顶用，皇帝身边能够利用的，便只剩下外戚和宦官了。
这恐怕也是推恩令的设计者没有想到的吧。
不过以后人眼光评价当时的政策未免有失偏颇，颇有些事后诸葛亮之感，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完美的，每一项制度都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便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