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家住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35岁女士雅各芭·巴拉德在电视上看到23andMe公司的广告。
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专门给客户做DNA检测，并通过全网比对，找寻与其存在血缘关系的亲人。
雅各芭从小就觉得自己与家人在长相上存在差别，她是金发碧眼，而家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和橄榄色皮肤，因此她怀疑自己是被收养的。
一番追问之下，雅各芭的母亲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她的父亲不能生育，1979年时，她的父母找唐纳德·克莱因医生做了人工授精，雅各芭身上的另一半基因来自捐献精子。
出于好奇心，雅各芭希望找到与她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便联系了这家公司，做了DNA检测，在那年的秋天，她收到了检测结果。
令雅各芭感到意外的是，检测结果显示她拥有7个兄弟姐妹，这令她感到奇怪和不安。因为按照规定，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不会使用超过三次，这是出于对近亲结合的担忧。
假设在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有太多的人身上有一半基因来自同一个父亲，那么就有可能造成近亲结婚。
但雅各芭却有7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这显然很不正常，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雅各芭和她的7个同胞决定找到真相，他们聚集到一起，把精力集中在父系匹配上，开始着手调查。
很快，他们就在网络上匹配到一位远房表姐，名叫西尔维娅，由此顺藤摸瓜，竟然发现他们共同的父亲，就是唐纳德·克莱因医生本人。
更疯狂的是，随着23andMe公司网站注册人数的不断增加，雅各芭的兄弟姐妹人数也在疯狂地增长，从7个一路飙升到94个。
而随着真相的揭开，雅各芭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才发现，这是克莱因医生的病态游戏，他们都成了这起震惊全美“恶性事件”的牺牲品。
一、雅各芭·巴拉德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惊天秘密
印第安纳波利斯不孕不育医院的唐纳德·克莱因医生，是不孕不育领域的专家，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最有名的不孕专科医生，35年间为无数面临生育问题的夫妇提供过帮助，在诊断和治疗生育障碍方面成绩斐然。
1985年之前，低温保存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进行人工授精或供体授精时，都是使用刚刚从捐精者处得到的新鲜精子，很难保证成功率。
但克莱因医生发明了一种在输卵管上做激光手术的新方法，大大提高了成功率，因此他的业务比别人好得多。
然而克莱因医生的业务做得越大，造成的伤害就越大，他显然没有使用捐精者提供的精子，而是使用自己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克莱因医生就是雅各芭和另外7个人共同的父亲，但他们需要一个一锤定音的结论，也就是拿克莱因医生的DNA来做比对以验证这一切。
并且雅各芭想要知道克莱因医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种事情持续了多久？雅各芭到底还有多少同胞？
为了找到真相，让克莱因医生付出代价，雅各芭向印第安纳州检察长办公室递交了投诉，她很快收到了回复。
州检察长办公室寄来一份表格，表示他们回头会联系雅各芭，再做进一步调查，但雅各芭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并没有人来联系她。
于是雅各芭又联系了她所能找到的新闻媒体机构，但还是没有找到愿意报道这件事的报刊、杂志或电视台。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雅各芭想到了Fox59频道的主持人安吉拉·加诺特，于是她在2015年2月登录Facebook，给安吉拉的号发了短信。
在短信中，雅各芭表示她相信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医生，曾用自己的精子给多名女性进行了人工授精。
安吉拉看到信息后非常震惊，在雅各芭提供的证据面前，她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在得到新闻部主任的支持之后，安吉拉直接联系了克莱因医生，以求探明真相。但克莱因医生却矢口否认，声称他们只会使用正在接受培训的医生的精子，不可能出现3个以上的兄弟姐妹。
安吉拉又问他是否愿意提供自己的DNA，去做DNA检测以自证清白，克莱因医生却当场拒绝了。
由于得不到州政府的支持，安吉拉一时之间也无计可施，在其后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她虽然报道了这件事，却没有说出克莱因医生的名字。
但雅各芭和安吉拉都没有想要放弃，她们决定继续调查下去。
这一次，他们向克莱因医生的家族中所有超过18岁的男性发送短信，询问他们是否曾捐献过精子，对这些人进行排除，调查工作持续了几个月，也惊动了克莱因医生。
二、唐纳德·克莱因医生的病态游戏
这时候克莱因医生开始警觉，他决定要做点什么，便委托自己的一双儿女道格和唐娜主动联系了雅各芭，希望能够说服她放弃追究这件事，并与他们达成和解。
雅各芭与两人相约在教堂见面，道格告诉雅各芭，克莱因医生已经和他们谈论过这件事，在找不到捐精者时，克莱因医生会使用自己的精子，但他保证雅各芭的同胞不会超过10个人。
然而事实上，自从雅各芭在23andMe公司网站上注册后，已经发现了14个同胞，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更恶劣的是，第14名同胞朱莉·哈蒙的母亲去做人工授精手术时，用的是丈夫的精子，但克莱因医生却将其换成了自己的。
当年朱莉的父母找到了克莱因医生，但在手术时，他却直接将精子换成了自己的。
得知这件事的朱莉瞬间崩溃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份一下子被抹去了，不知道自己是谁；朱莉的父亲也非常沮丧，觉得克莱因医生夺走了他的一切。
朱莉的案例提醒了所有人，克莱因医生的“骚操作”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其危害性要比想象中严重。
果不其然，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同胞”被发现，这些人的范围遍及印第安纳州各处。
这些克莱因医生的子女，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觉得在街上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有可能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相恋结婚，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揭露唐纳德·克莱因医生的犯罪动机
克莱因医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那像这样的大人物，做出这种事的目的和行为动机何在呢？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克莱因医生读书用功、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医生，在同龄人中他不仅是学霸，也是别人眼中的社会精英。
但是在他春风得意的年纪，196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当时他正在郊区的小路上开车，有一个小女孩突然冲上马路，克莱因医生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迎面撞上小女孩，令其最终伤重不治。
从那时起，克莱因医生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他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并立志以自己的努力来回馈社会。
这种想法本身很励志，也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克莱因医生走了歪路，他加入了一个叫“箭袋组织”的秘密团体。箭袋组织带着对白种人血统的迷之自豪，宣扬一种“播种论”。
该组织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箭”，为了保持白种人血统的纯正，防止其他种族的渗透，把自己的孩子“像箭一样射到世界上”。为此，该组织成员认为必须尽可能多地生育，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正是受到这种极端思想的影响，克莱因医生才会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犯下如此不可挽回的罪过。
克莱因医生本人对此丝毫不觉得后悔，他始终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他甚至没有将这些拥有自己一半基因的后代视为子女。
在和子女们的见面会上，克莱因医生全程镇定自若，举止傲慢，保持着作为成功人士的姿态。
落座后，他拿出一个小本子，仔细询问和记录每一个子女的姓名、年龄和职业，并对其进行比较，以评价子女们的成就。
克莱因医生对这些子女毫无亲情可言，只是视为自己的一块勋章、一件作品。
更可怕过分的是，克莱因医生全程都携带着一把枪，假如现场有人威胁到他的安全，他将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自卫。
四、让唐纳德·克莱因医生得到应有惩罚
克莱因医生的傲慢彻底激怒了雅各芭和她的兄弟姐妹们，这些受害者决定将克莱因医生告上法庭，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并得到应有的惩罚。
于是他们联系了马里昂县的检察官蒂姆·德兰尼，希望能得到帮助。
德兰尼检察官在了解案情之后，对如何依照美国现行法律控告克莱因医生一事，却陷入了为难。
因为他在美国现行的法律中，找不到可适用于“恶意播种”罪行的相应法律条文，难以根据现有的法律条文将其逮捕并定罪。
但最终，德兰尼检察官还是在对克莱因医生的调查报告上找到了突破口。
检察官发现，州检察长办公室曾联系过克莱因医生，询问他是否用过自己的精子来做人工授精手术的事，并让他填一份表格。
在询问过程和填的表格中，克莱因医生都全盘否认了他曾经“恶意播种”一事，并撒谎说他不是那些孩子们的父亲，这就构成了口头和文书上“制造或使用过虚假文件”并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
据此，德兰尼检察官要求法官传唤克莱恩医生，并对其进行基因检测。马里昂县警察带着搜查令扣开了克莱因医生家的大门，他们对医生进行了DNA采样。
经过检测和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雅各芭等子女就是克莱恩医生的后代。
克莱因医生因向调查人员发表虚假声明，而被控两项妨碍司法公正的重罪。
在法庭上，他没有丝毫的抵抗，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他同时请求得到法庭的宽恕，并且得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地区一些教会成员的声援。
因此，法官最终判定克莱因医生罪名成立，但鉴于他没有犯罪前科，他被判两项六级重罪，但缓期执行，以及500美元的罚款。
雅各芭和她的同胞们投入了2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了无数财力，最终却得到这个“和稀泥”的结果。
雅各芭他们心有不甘，但在美国现行的制度之下，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可依，很难让克莱因医生这种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四、结语
截至目前，共有94名克莱因医生的子女被发现，这个案子不仅惊动了全美，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其结果却不尽人意。
更大的问题是，在美国人工授精手术已经存在了十几年，而克莱因医生案子并不是个案，由于监管不力，“恶意播种”事件在别的地区也有发生过。
此事件不仅反映了美国一些所谓上层知识分子极端扭曲的三观，也反映出美国人工授精手术缺乏监管，和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对于那94名同父异母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则充满了艰难；而他们的后代，也要面对近亲结婚的风险，以及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这一事件对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造成的伤害是永久的，将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实在是令人可怜又可叹。
（电影烂番茄编辑部：热血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