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考虑到抚顺有被空袭的可能，日本战犯们被转移到哈尔滨监狱和呼兰监狱，一直到1951年3月，美军空袭的危险被解除，日本战犯们再次返回抚顺战犯管理所。
他们当时能看到《人民日报》，每个监房都有一个中文不错的人，会中文的高桥哲郎经常翻译《人民日报》给大家看。在朝鲜战况问题上，日本战犯们更期待美军能打过来，把他们救出去，他们认为连日本都打不过美国，中国更不可能吧，所以并不相信战况像中国媒体报道的那样，美军节节败退。
对报纸广播的消息，战犯们都持怀疑的态度。但是，谁也没想到都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的美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远地打回去了，日本战犯们的期待和信念也被打飞了，可以说是万念俱灰。这个时候，孙明齐所长在广播里说的一段话触动了日本战犯们想要学习的意愿。
孙明齐所长说：“在朝鲜，停战会谈已经开始了。你们可能会说三八线上的停战不分胜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判断胜败的标准是看哪方达到了战争目的。朝鲜和中国抵抗美国的侵略，守护了朝鲜的独立，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是朝鲜和中国的胜利！战争分侵略战争和保卫战争，侵略战争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是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必败。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必胜！以朝鲜战争为戒，关于战争希望你们能有所思考，能多学习。”
1953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每个监房的学习小组通过学习建立了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战犯们时常会倾诉、讨论过去自己犯下的罪行和自己当时的想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验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本质。不知不觉间就开展起了认罪运动，有些积极分子开始写坦白书。
高桥说，每个人都想进步，但是对于写坦白书这件事又却步不前，毕竟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不知道坦白到什么程度是自己的自尊可以承受的，坦白书的内容是否会和自己的前途挂钩，会不会影响自己回家。
就在大家为此苦恼的时候，战犯宫崎弘提出要公开认罪，在所有人面前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包括做新兵教官的时候，把几十名中国俘虏绑在那里，让新兵练刺刀，他不光指挥，还亲自做过示范；指挥部下放火焚毁了湖北省当阳县白杨寺村，杀了村里上百名村民……
宫崎弘在台上细数自己的种种罪行，最后说：“我是披着人皮的鬼，在这里我要向中国人民道歉，不论什么样的惩罚我都接受。”
当时全场气氛异常紧张，日本战犯们都惊愕宫崎弘怎么敢这么坦白，完全是自断后路啊。
经历了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启发之后，大家看管理所的所长也没把宫崎弘怎么样，只是要大家回去后充分地学习，于是开始积极地写坦白书了。
回忆起写坦白书的这段经历，高桥说，写了很多遍，但是指导员总是态度很好地回复说你再好好想想，有些人开始放大自己的罪行，希望坦白书能过关，没想到指导员也能看出来，说：“每一件事我们都做过核实，所以还是实实在在地写比较好。”
1956年，沈阳军事法庭上，高桥哲郎被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回国后，高桥继续回到原来的制纸公司工作。同时兼顾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反战工作，以及与中国友好团体的互动。
2010年6月20日，辽宁省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建所60周年纪念大会，以及新陈列馆落成仪式，89岁的高桥哲郎和90岁的板仓清作为原日本战犯代表，随同抚顺奇迹继承会、日中友好协会和紫金草合唱团100人从日本前往现场参加了活动。
高桥代表日方说：
“当时，我们所有人受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却还不自知。受过日军迫害的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日军充满憎恨，却还忍耐着自己的情绪，诚心实意地给予我们人道主义关怀。我们一步一步地深入反省自己的过去，震惊于自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诚恳地认罪。我们是在抚顺这里，才从鬼变成人。现在，管理所经过翻修，成为学习和平的殿堂，我衷心希望这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不断地向世界所有年轻人传递和平的力量。”
中归联的老人们回到日本后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特殊照顾，相反就业都很困难，外出还要被警察监视，因为他们从中国回来，因为他们总说中国好。有些人即使找到工作也会被莫名其妙辞退，养家糊口都很困难。
好在第二年（1957年）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立，从北海道到鹿儿岛各地支部也成立了起来，彼此有了抱团取暖的地方。大家还坚持每年都回抚顺战犯管理所去看看，保持交流。
1988年还在管理所的中庭建起了谢罪碑。即使2002年由于年龄原因不得不解散，中归联的老人们也依然尽自己所能参加战争证言活动，赎罪是他们后半生的全部。
2017年10月18日，高桥哲郎因腹部大动脉瘤破裂突然离世享年96岁，只在家人范围内举行了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