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宋朝的文人多且政治待遇比较好，所以，官僚气氛比较浓重。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扯皮、责权不清等问题。这就养成北宋官员的性格比较四平八稳，特别是年纪越大越保守。但问题是，所有事情都如此：统一常态下总有变态情况。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富弼。
庆历新政的正副主帅
富弼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在北宋政坛属于不倒翁级别，一生常在京师为官，再加上比较能活，性格又比较好。所以，被晏殊推荐的人很多。甚至晏殊之子都借此对人夸耀，京城内半数高官都是出自他家门第。富弼又有才，升迁速度比较快。因为一路顺风，没见识过北宋真实的政坛，所以，就显得比较激进。
晏殊
《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十一月》记载，高邮知军晁仲约面对群盗进攻而不能抵御，在此情况下，他命令有钱人拿钱拿物拿着牛酒带着大量金钱去犒劳强盗，强盗们一看这比抢来钱还快呀。因此，直接过了晁仲约的防区。枢密副使富弼听到后非常生气要杀晁仲约，参知政事范仲淹则反对，在宋仁宗面前两位大臣发生争议。
范仲淹激进副手用25年，终明白文人政治下生存之道
范仲淹生于989年，卒于1052年，享年63岁。庆历三年乃1043年，时年54岁。
富弼生于1004年，卒于1083年，享年79岁。万历三年时39岁。
富弼比范仲淹要激进得多
很显然，富弼在宋朝政坛绝对是年轻力壮，范仲淹则是成熟的官场人物。二人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主管西北对西夏，富弼主管被放对辽国。可以说，二人一正一副主导着庆历新政。二人的论争非常让人新奇。
富弼的主张就是：作为将领不能守住城池造福百姓本来就该惩罚，而他竟然向强盗示好行贿，这样的人作为军事将领就是失败。现在高邮百姓都想生吞活剥了他。
范仲淹的主张则是：晁仲约该死，但因为高邮兵力不足、武器缺乏，也是情有可原。至于百姓说的话，不过是流言而已，不能信。
宋仁宗就此没有杀掉晁仲约。富弼非常气愤，事后指着范仲淹说：现在许多新法不能推行就是因为官员不配合、阻挠，如果不能杀之立威，如何能减轻阻力？
范仲淹当着他的面儿没敢说话，一者说了富弼未必能理解；二者说真话可能被皇帝知道反而不好。因此，他就偷偷地告诉富弼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其主要观点有三：
其一：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我们怎么能轻易破坏呢？
其二：真心跟我们同心的人，满朝能有几人？话的意思很明确不可树敌过多。
其三：皇帝不跟我们同心——上意亦未知所定也，如果现在你撺掇皇帝杀了大臣，那么“他日手滑”——因为没有人和我们同心，皇帝又和我们真正同心，给我们使坏的人会很多，皇帝被人鼓噪多了必然会变心，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脑袋也保不住——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富弼
富弼终于理解了范仲淹的苦衷
富弼听到这一观点后，并没有被说服仍然觉得范仲淹过于揉面，做事情必须要大刀阔斧。直到第二年，范仲淹被贬、富弼出京去了地方为官。因为，富弼在地方上的政绩非常好，由此又被调回京城。可是快到京城了却接到命令暂时停歇。当天晚上富弼躺在床上想到范仲淹的话，才叹息道“范六丈，圣人也。”。
当然，也有人记载范仲淹和富弼下朝后进行了讽刺与解释。范仲淹说完上面的话后，富弼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但无论什么记录，富弼在当年确实属于比较激进的态度。但后来，面对王安石变法之时，他竟然斥责其为奸人。
这件事儿，其实对富弼日后的政治经历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他懂得了文人政治的生存前提。
富弼作为39岁的宋朝统治核心人物之一，其年龄确实小了。意气风发下的狂躁，遮蔽了他的一双眼睛。54岁的范仲淹则是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文人政治”的“天花板”是什么，那就是皇帝的意志。文人政治的前提就是皇帝的意志，对于他人则是领导意志。要想干成事儿，首先要他们的态度。可宋仁宗偏偏正是一位揉面的人。
保住大宋天下稳定、天下归心于皇朝是宋仁宗最关心的事情。天下稳定的前提下是朝廷稳定，所以宋仁宗对于改革是排斥的。为此，宋仁宗对庆历新政也是“三分钟热度”，热度过后在旁人地指指点点中、在自己心中的盘算下，又开始犹豫了，怕动了朝廷的稳定的大政方针。
王安石
但问题是，稳定的前提是解决问题。这时就有两种皇帝的作为，应该作为教训被人铭记。
明知有问题却不想着改，那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改，既然不知道那就索性不改；
或者怎么改没有定谱，一看到问题就头脑发热、听风就是雨，行动起来后反而是处处浅尝辄止，其实，后者还不如前者。
宋仁宗就是这两种人的典型的一体式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