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一名前大理寺正卿、三品高官，在退休后被揪出来、落得身败名裂，怎么也算一出悲剧，这起事件的本质很简单——“文字狱”。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返程时驻跸保定。而前大理寺正卿尹嘉铨，那时已经退休一年、正待在保定下辖的博野县。
帝国头号领导近在咫尺，这让大清的忠实臣子、乾隆皇帝的铁杆拥趸尹老先生振奋不已，可能是出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考虑，他一心希望能够参加迎驾盛典。
可惜的是，一来乾隆皇帝并没有召见他，二来那些地方官自然不愿意让这么一位老家伙跑出来抢自己的风头，尹老一睹天颜的梦想眼见是就要黄了。
但这难不住饱读诗书、以名儒自居的尹嘉铨，他灵机一动，决定以“搞事情”的方式引起乾隆的注意，具体思路是这样：
自己的父亲尹会一曾经官居广东巡抚、吏部侍郎，得到过乾隆皇帝的亲自嘉奖，同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道学家，死后被列入名宦祠。考虑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尹嘉铨写了两份奏折，第一份请求乾隆给父亲赐谥号，第二份请求让父亲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文庙。
尹嘉铨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如果乾隆帝恩准，自己既能博得孝子的名声，还可以顺理成章地一睹天颜、在父老乡亲面前大出风头。
于是，自以为走出了一步妙棋的尹嘉铨派儿子递交奏折，自己则坐在家里畅想即将到来的风光场面。
根据过去历代的经验来看，尹嘉铨的上述做法虽然圆滑，但也称不上多么出格。死后被加谥号，是朝廷大员的无上光荣；从祀文庙，则是千来年的士大夫们的最高荣耀。希望享受这些殊荣，就如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举；就算资格不够，但上进的态度也无伤大雅。
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收到第一封奏折后竟勃然作色，提笔怒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意思是说，你要是再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可别怪我不客气。然而，尹嘉铨的第二份奏章紧随其后递到眼前，这下乾隆忍不住了，他愤然痛骂：“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随后下令官员严厉查办尹嘉铨。
接下来，尹嘉铨的家产、几千本书籍悉数被查收，有关办案人员用时半个多月，将尹嘉铨编纂、注解、作序的所有文字细细检查，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比如将自己的父亲称为“孔门四子”之一、称父母死为“薨”，涉嫌越礼；写过“应举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的字眼，涉嫌诽谤科举；，“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涉嫌藐视皇帝......
最终，经过一众官员绞尽脑汁地捏造、牵强附会，尹嘉铨被扣上了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罪名，但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条是“古稀罪”——尹嘉铨曾自称“古稀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当时的他已经71岁，按道理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咱们的乾隆皇帝早已昭告天下、自称古稀老人，等于把这个形容年龄的词汇据为己有，尹嘉铨此举在乾隆看来形同忤逆、僭越，罪不可赦！
尹嘉铨一案，怎么看都像是乾隆借题发挥，对此，鲁迅先生认为：“这并非看中他的家产，乃是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请谥号、从祀文庙，本身算不上罪过；文字和身份，才是尹嘉铨获罪的根源。
清朝的统治持续了268年，而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就占了一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喜欢大兴文字狱，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康熙在位61年，文字狱约10起；雍正在位13年，20起；而乾隆掌权63年，大兴文字狱超过130起。
清朝统治者出自东北小部落，整体文化水平极为落后，对于如何驾驭有着数千年文化沉淀的中原地区极为焦虑、心虚。为了巩固统治、压制反清思想，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严密控制思想文化领域；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文人因文字获罪，而且要以杀人诛心的方式。
尹会一、尹嘉铨父子都称得上是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著有大量文学作品，在文化圈享有一定影响力。对于这样试图成为“名士”的士大夫，过去历朝历代大体听之任之、甚至持欢迎态度，以起到鼓励儒家、团结文人的作用。但清朝不一样，它是断然不允许“名士”出现的，就算你是体制内、为朝廷服务的官员也不行；所有的“名”，都只能归皇室、皇帝，尤其是写了几万首诗的乾隆皇帝。
因此，退休在家的尹嘉铨，虽然是出于拍马屁的目的，但却在无意间让乾隆抓到了大做文章的把柄，很不幸地在莫名其妙得到委屈情绪中晚节不保。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越是有才、有名气，就越要低调，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