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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家思想到汉元帝时期才成为一尊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的统治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秦国因为从商鞅变法以来就是严格执行法家思想,所以到统一天下之后自然而然将这种思想推广到全国去。当然,在焚书的时候秦始皇曾经提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也就是说他也曾想过进行一次思想文化上的整合,不过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最终采取了特别极端的焚书举动。到了汉朝建立,鉴于百姓困苦,便实行了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汉朝的经济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到汉景帝时期,他就想到要改变一下统治思想,实行儒家思想,不过窦太后对此不满意。毕竟窦太后一生都是在黄老思想下度过的,所以她也一直认为黄老思想才是治国的良方。无奈之下,汉景帝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便是对学术思想的放任,放任甚至鼓励其他学说的兴起。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看上去就此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其实儒家思想真正成为统治思想并非汉武帝,这个过程一直到汉元帝时期才完成。

中国的统治思想被概括为“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也就是说中国其实是用这三种思想混合统治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毋庸置疑,汉朝建立之初的思想是道家,但是晁错依然上了一份《上书言皇太子宜知术数》,所谓“术数”就是法家思想。换句话说,早在汉文帝时期,法家思想就已进入了汉朝高层的视野。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汉武帝也确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世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儒家思想成为一尊的标志,但是这种思想是十分片面的。首先要说明的是,董仲舒的儒家已经不是所谓的儒家了,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混合体,儒家只是一个皮囊而已。《汉晋春秋》里就托“古文策书”表示:“乱吾书,董仲舒”。不过就算如此,毕竟这个皮囊还是叫儒家。就算忽略这一个因素之外,汉武帝一朝也没有彻底实行儒家思想。

刘彻

汉武帝时期,南征百越北伐匈奴东灭卫满西讨大宛,可以说他打了四十多年的仗。而在他在位的时间内,先后换了十三位宰相,只有公孙弘等几人得以善终。他治国的方式自然是对之前的一种改弦更张,但是也绝非用儒家思想,他的屡兴大狱、对经济的管控等很分明地显示出法家思想的痕迹。而他的一个宠臣,甚至是托孤之臣桑弘羊在这方面更是表现得十分明显。

汉武帝的战争虽然是在刘邦、吕雉、刘恒、刘启三代人的基础上开打的,但是打仗是很烧钱的,即使文景之治能做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是对于战争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为了增加收入以弥补军费,汉武帝便起用桑弘羊为其敛财。桑弘羊也确实是个敛财能手,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确实保证了汉武帝的四处用兵,盐铁官营政策更是延续数千年之久。

汉武帝驾崩后,汉昭帝即位,始元六年(前81年),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接受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召开盐铁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是对于盐铁官营的一次辩论,但是从中却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儒法斗争意味。地方上的贤良、文学无一例外都是儒家的饱学之士,而与之对阵的桑弘羊的身上则是满满的法家味道。在辩论中,桑弘羊提出“刑一民而万民悦”,“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等思想,可以看出,这些观点都是法家思想。甚至在会上,御史竟然直接表示“儒者之安国尊君,未使有效也”之类对儒学的攻击言论,对儒家乃至儒学祖师孔子进行诋毁。作为汉朝中央政府的官员,在“独尊儒术”之后还这么攻击儒学,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明白朝廷的国策,也未必是他们辩论的时候说急眼了的口无遮拦,而是表明,即使是儒家思想表面上是统治思想,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化为整个汉朝的统治思想,其思想统治远不如想象中这么严密。

刘询

到汉昭帝驾崩,刘贺短暂登基随即被废,刘病已登基,改名刘询,也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登基之后因为自己出身民间,知道民间疾苦,对官员的处置也并不是特别宽厚,也有很强烈的法家意味。他的太子刘奭看不过去,“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版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权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番话可以说是将汉朝的统治方法点透了,明白告诉刘奭,​如果“纯任德教”的太子即位度,必将导致西汉王朝的衰败。

西汉王朝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其实治国原则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太子自幼受儒生的影响,推行“纯任德教”的方针,必然会引起祸乱。

从两汉时期法律条款的精致程度,也可以看到汉代法家给政治的浓厚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是严密。汉武帝时期,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成回为迫切需要,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君臣伦理观念则更适应这种政治需求。

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同时,对于统治者来说,讲究刑名、术数,注重实效的法家思想,才能使自己拥有绝对权力,有效地驾驭臣下。鉴于秦以法家思想而亡的忌讳,便外宣示以儒术,内则以法家思想的功赏过罚作为统治的手段。

但是刘奭从小就是在儒生堆里长大的,怎么能改得了“好儒”的作风呢?汉宣帝也感叹:“乱吾家者,太子也。”但是终究因为对皇后的愧疚没有废了太子。就这样,刘奭登基,终于开始贯彻自己“好儒”的方针,而儒家也是从此才真正走向了统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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