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八月，经新四军一支队党委和陈毅转报党中央，恢复了我的党籍。同时恢复党籍的还有管寒涛(一九二七年入党)等同志。
我们恢复党籍之后，就开始培养和发展党员。先后在部队发展了管如松(警卫连长，后脱党)、沈芬孝、胡文杰、陈桂生、梅嘉生、朱启祥、王祥、彭桂清等入党。
九月中旬，刘炎二次来丹北，带来张福前(原名张震东)、郭猛等二十多名军政干部，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刘炎代表新四军一支队宣布:丹阳游击纵队正式编为新四军之一部，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重新任命我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郭猛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震东同志为参谋长。原游击纵队所辖四个大队扩充为四个支队(相当于团)。
一支队司令员由张震东兼，政治部主任由郭猛兼，参谋长由张震东兼;二支队司令员方钧，政治部主任薛汉阳;三支队司令员韦永义，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四支队司令员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各乡的抗日自卫团，从其基干队抽出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人枪，充实上述各支队。当时，对内是新四军的正式编制，对外仍以丹阳游击纵队或江南抗日义勇军游击纵队的名义。因为国民党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对外不用新四军番号，则我部就是地方抗日武装，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以便将来向东向北发展。
刘炎对部队工作作了详细指示。他说:“部队一定要党化，党对部队有绝对的领导权，部队内部不搞统一战线，不能允许其他党派在部队内发展组织或进行活动。
“党的支部一定要建在连队。连队的支部一定要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上级命令和指示的正确执行。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很好地爱护、教育每个共产党员。要保证搞好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并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连队的每个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做模范。不论在平时或战时，党员都要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以模范行动教育和影响群众，丝毫不能脱离群众。平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有错误时，共产党员要多负担些责任，决不能把错误推给群众。这样才配称得起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刘炎这些指示原则，对我们军队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话至今犹响在耳际。
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这些指示，部队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后，魏夭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等同志先后来挺进纵队，大大加强了党对各支队的领导，使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进一步得到很大的提高。
十月，中共苏南特委派特委宣传部长周苏平(周金水、周福生)来，我们让他以挺纵政治部民运科长名义，负责丹北地方党群工作。尔后，他与鲍志椿等同志在地方上先后发展了陈云阁、汪云龙、陈西光、周志贞、赵文豹、李培根、陈寒、孙定国、巢耀明、殷路、祝明夫、挥士宜、邹国器等入党，并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建立丹北特别支部，周苏平为书记，陈云阁为组织委员，汪云龙为宣传委员。同年七月，建立丹北县委，书记周苏平，组织部长陈云阁，宣传部长王志明，民运部长汪云龙，青年部长陈西光，统战部长管寒涛。丹北地区党的领导也得到了加强。
十月初，日军又调集部队“扫荡”京沪铁路以南的茅山根据地，新四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陈毅带一个警卫排来丹北。一天下午，挺纵司令部接到通知:陈毅同志于某日来挺纵，希派人去接，并注意保密。接到通知后，我立即找纵队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郭猛等同志，商定前往迎接的部署。
陈毅来到的这天傍晚，张参谋长率领所部到陵口以北约五里的新庙附近隐蔽。一埃天黑，即派出一个加强连悄悄地急行军到陵口以西三里的铁路附近隐蔽下来;向丹阳附近派出便衣侦察;以一个排向东监视陵口之敌;一个加强排埋伏在陵口以东约五里处的铁路边，监视吕城方面之敌;另用两个排埋伏在陵口镇以东外围。
我给部队交代的任务是:不准陵口敌人向东出动。如果陵口之敌向东出动，则我西面部队即作由西向东的佯攻，使敌不敢离镇一步。东面部队只是监视，无论如何不准响枪，。其余部队和我在大王庙渡口等候陈毅到来。渡口离陵口约二里余。
铁路两侧三里路以内的村庄，在丹阳沦陷时，都已被日军烧得光光，此刻要找一间完整的房子休息都不可能。我们部队便在村中断壁残垣之间休息。
陵口位于丹阳以东二十里左右，是京沪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
敌人为了确保铁路和运河交通，并阻止南北游击队勾通，在此设了一个据点，由丹阳派出一个小队驻扎在这里，并有伪军陆火如的一个大队。平时，他们白天出动，向外围村庄搜索是否藏有破坏铁路和用作渡河的工具，并抢劫杀人。一到天黑，他们就将运河上的船只全部收进镇里，不准再有人越过铁路，否则就开枪打死。他们龟缩在碉堡内，不时用探照灯向铁路和运河照射，一有动静，即向周围乱打枪。
敌人封锁虽然很严，但是我们仍旧来往自如，因为我们在铁路北侧和运河南面都设有交通站。
铁路北边的交通站设在徐庄，运河南面的交通站设在大景甲，由北站统一领导。站长郦大炳是个老同志，一九二七年的陵口党支部书记，后调上海任秘密交通，不久又调天津工作，在天津被捕。
抗战释放出狱后，返回家乡，和我取得联系。他的任务是保证南北交通畅通无阻，我给了他一个排担任掩护。这支小部队，都是本地人，道路熟悉。他们白天后撤，黑夜就靠近铁路，接送来往人员。新四军东来后，就把这交通站改为兵站，郦仍任站长。
渡口北面河坡上有个大王庙，庙中三间正屋，两间厢房，有个王道士。他在庙里开个茶馆，运河上商人路过，到庙里喝杯茶，歇歇脚再走。武进沦陷后，茶馆生意倒还是很兴旺，附近农民不敢进镇，大多在这里喝茶聊夫，打听消息。郦大炳把王道士争取过来，派他到镇上伪军头子陆火如那里递了一个帖子，送数十元见面礼，请陆允许他在庙里开茶馆混碗饭吃，陆允许了。王道士就做了一名假汉奸真抗战的勇士。
为了便于渡河，两个交通站各做了三个大圆盆，两个洗澡盆。大圆盆可坐四人，洗澡盆可坐两人。过河人多用大圆盆，人少用洗澡盆。大圆盆平时藏放在离河较远的农民家里，过河的人较多时，即去抬来河边。这次大景甲分站的三个大圆盆全部抬来了。
在庙东墙脚下，钉了一个一尺多高的坚实木桩，河对面也钉有同样的木桩，平时都用土掩盖着。渡河时，用粗麻绳扣在河南北两个小木桩上，人坐在大圆盆里，拉着绳子过河，一般只需要一两分钟一趟，非常便当。
我和陈毅约好，晚上十时渡河。
这是初秋天气，晚风吹来有点凉爽之感。夭黑以后，我们率领部队在秋虫唧唧声中，悄悄分别进到各个预定地点埋伏好。九时左右我到徐庄交通站。郦大炳带我越过铁路，到达大王庙里等候。
夜色苍茫中，河边的情景依稀可见。河水安静地向东流去，虽有一点西风，但不会兴起什么浪涛。四周静悄悄的，大有“虫鸣夜更静，日落林无声”的意境。
我们就在庙东墙下等着。王道士向我汇报了陵口的情况，并说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安排妥贴。
通讯员报告，陈司令员一行三十余人已到大景甲，准十点钟到河边。我打着手电筒，掩着光，看看表，已近十点了。
河那边隐隐传来脚步声，由远而近，一群人很迅速地到了河堤下。我发现，陈毅就在其中。我迎到河边，双方扬手打了个招呼。
三个大圆盆先后放下水，一个同志指挥，请陈毅和另外两个同志先过河。陈毅蹲在木盆里，一个同志扶着扶手绳，这边同志拉收扣在木盆上的绳子，一把把拖过来，不到两分钟，就靠岸了。
陈毅着了一身军装，裹了绑腿，穿一双布草鞋，腰束皮带，挂着手枪。这副装束与平时略有不同，大概是要过封锁线的缘故吧!
他跨上岸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说:“这样有趣的渡船，不用槽，不用桨，很快能过河，真是一大创造。”接着，其余警卫人员也很快过来了。陈毅笑着说:“我们在敌人的眼皮下走过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侵略者的悲哀。”
陈毅问道:“这样的渡点有几处?”
我回答:“有两处。”
他说，要多搞几个临时点，以防这两个地点遭破坏。这些渡点要准备搭隐蔽的活动桥，浮在水面上，大部队也可以过河。
队伍集合后，我问郦大炳:“可以走了吗?" 阻止说:“等等，待探照灯照过以后再走。”
果然，不到两分钟，陵口镇上探照灯的一道白光射了过来，把河面照得通亮。我们的大木盆早已抬走了。我内心佩服交通站同志们的聪明、干练和利索。
探照灯在铁路上照的时间较长，对两旁的村庄只是闪一下就过去了。东面碉堡里的探照灯同时也射来，但距离远，效果不大。
探照灯照过后，我们告别王道士，就急速越过铁路。因运河离铁路约有五百来米，中间全是开阔地，无处可以隐蔽，所以行动必须非常敏捷。
我们到达北面的徐庄附近的交通站，与郦大炳分手后，就跨上马背，徐徐向北而行。
一路静悄悄的，陈毅在马背上环顾四周沉睡的村庄，听着路旁秋虫的鸣唱，说道:“江南的夜景真美，使人留恋。”他不时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了解丹北地区的敌我情况。我们边走边谈，不觉到了访仙桥镇。
时已半夜，我们下马，到一家茶馆稍息片刻，喝口水，让同志们歇歇脚。然后到附近的陈家庄宿营。吃过夜餐，我们利用休息时间闲谈片刻。只听外屋里陈毅的警卫员和我的警卫员在谈笑。我走到外面，问他们为什么不安静些。我的警卫员说:“昨天晚上陈司令当了自己部队的‘俘虏，啦I”原来陈毅带了警卫排过来时，一路上想顺便了解一下部队的纪律、警惕性和战斗情绪。到丹阳东南的横扩附近时，天色已黑。村里驻有部队。村口哨兵闻到马蹄声，便轻拉枪栓，喝问:“什么人?站住!”警卫排同志正要答话，陈毅吩咐:“莫要作声，我来看一看。”他跳下马，慢慢走近村子。
这时，村里的同志听到哨兵声音，已赶来查看情况。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司令员，感到可疑，便将他扣下，送到排长那里，排长也不认识，送到连部。连长一见，是司令员来了，赶忙立正敬礼。那哨兵一看苗头不对，悄悄溜走了。陈毅对在场的连、排干部说:“今天我来，就想看看你们。刚才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很好，很尽职，要全连表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警卫员说完，我内心思忖:一个好领导，走路也做工作。我走进里屋，问陈毅:“昨天晚上你被哨兵扣起来啦?”他回答道:“现在斗争很复杂，我们是在敌人的梅花桩里穿来穿去，一定要保持很高的警惕性。否则，就要中国民党的计，就会被敌人消灭。”
次日早餐后，陈毅命警卫员把皮包拿来，他从里面拿出一叠信，大约有二十多封，交给我:“你拿去看一看，不论真假，要十分慎重，切不可感情用事。隔一小时后，你再来我这里谈一谈。”
我拿着信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坐下来一封封地看，有的信上陈毅还加了批。显然，他将这批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内心感到很偷快。但看完信后，我几乎气坏了。这些信大多是告我状，少数是告其他同志。说我们“杀人”、“放火”、“抢劫”、“敲诈”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企图挑拨我们与新四军的关系。其中只有两封信是告对了的。一封是揭发做供给工作的某同志吸鸦片，这是真的。
陈毅加批说:“如果情况属实，应即清除出部队。”另一封是告黑木桥税收机关某干部勒索商人三百银元。陈毅未加批语。后来查明情况属实，令其如数退回，此人畏罪潜逃。告发人全都匿名。以后陈毅问我那些信如何处理，我如实汇报了自己的看法。陈毅说:
“不要生气，敌人总是这样诬陷我们，但我们必须慎重。有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的毛病，我们要抱着有则改之的精神，予以处理。”为了防止我冲动报复，他将这批信件一概付之一炬。
这天上午，陈毅继续向我了解丹北地区的情况。有没有维持会?日军的情况怎样?国民党的情况怎样?一个个问题问得很详细，我都如实作了汇报。他肯定我们这边抓得早，夺取政权，委任县长，废除旧保甲制等做法。但也向我指出:“你们这里，据刘炎同志讲，群众发动还不够，党的建设还有关门倾向。今后要十分注意。”他还说:“日军内部情况，我们不大容易获得可靠情报，以后要想办法打进去才好。”
谈过丹北地区的情况后，陈毅就和我研究今后发展方向问题。
他说茅山地区太小，活动困难，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我说应该渡江向北发展，或者向东去发展。我随即从皮包里取出一封朱渊给我的信递给了他。
他仔细看过信，琢磨了一下，说:“这意见很好嘛!”朱渊信中的意思，是早日渡江北上，拿下两淮。他认为如果控制了两淮，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能处不败之地。信是文言文，写得很好。
陈毅很有兴趣地问我:“朱渊是何许人?”我说:“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前清秀才，军阀时代曾任省参议员，在江苏知识界很有影响。他对日寇切齿痛恨，也很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政策，曾以南宋比国民党，对我们党有一定认识。他儿子朱廉贻是我同学，很正派，有正义感，已参加挺纵工作。”陈毅问:“可否请朱渊来谈谈?”我说:“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又要过两道封锁线，来回得好几夭。”
他就说:“那末，就以后再说吧。不过，你一定要把此人的工作做好。他跟着我们，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新旧知识分子倒向我们。”
后来，日寇“扫荡”上党、泉州一带，逼朱渊出来当汉奸。朱渊坚决拒绝，怒斥敌人:“你们毁我山河，杀我人民，双手沾满了我同胞的鲜血，要我再助你们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除非太阳从西面出来。逼我当汉奸，万万办不到。你们这批畜牲，我恨不得食你肉，寝你皮……”敌人恼羞成怒，拔刀猛刺其腹部，朱渊当即壮烈牺牲。
第三天，陈毅一定要我带他到倪山看看我父亲。他善于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和我父亲谈得很投机、融洽。我父亲对他的人品和才学十分佩服。次年春，日军奔袭倪山，我父亲不幸逝世。当时我在江北检查部队工作，未能回去。陈毅特命刘培善代表他去吊唁，并派一个连送葬。此举对周围的统战人物影响很大。
午饭后，我把陈毅安排在我家书房休息。他对书爱不释手，向我要几本书，其中有《古乐府》、《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注》、《稼轩长短句》、《剑南诗稿》等，还有老子的《道德经》。我说:“你对《道德经》还感兴趣?”他说:“老子有道理，他的书里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我说:“只要你喜欢，你尽量拿去。横竖这屋子迟早要给鬼子烧掉的。”池望望书架说:“可惜，多了，我拿不动。”他叫警卫员来，只拿走了挑选好的几函。这些书，他以后从江南挑到江北，都随身带着。
我请张震东、郭猛、梅嘉生、韦永义、管文彬、管寒涛等来，先后与陈毅见面。陈毅问过他们的情况后，转过来对我说:“这些同志都年轻有为，你要带好他们，团结好他们，要多多对他们帮助教育。我们总比他们大几岁，经历多一点，有这个责任。若干年后，他们都要担负起更大的任务。”
陈毅在访仙桥镇，还对汤铭新等几个小资本家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陈毅又和我谈起东进和北进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冲破国民党的各种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尽力壮大自己的力量。东进的任务准备交给叶飞同志的部队去执行，北进的任务就交给你纵队去执行。”
我把已掌握的苏北二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韩德勤的情况，向陈毅作了汇报。他对我说:“我们应该使二李中立，如果能争取过来，那就更好。另外，还必须把苏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过来，或者使他们中立，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他深恐我不能领会这个战略意图，就列举出不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加以说明。他说:
“战国时候，屈原主张联合齐、鲁抗秦，但楚怀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主张楚秦和好。结果楚国灭亡，怀王被俘。
“三国时候，关羽自以为是，看不起孙权，破坏了诸葛亮联吴伐魏的战略。结果，自己兵败，丢了性命。这都是很好的教训。
“宋太宗赵光义北伐，有主张把镇守大同的杨业剿灭，宋太宗不同意，主张把杨争取过来。结果，杨业归顺了，这对巩固北宋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争天下时，手下谋士中有人主张先打张士诚，朱元璋没有采纳，决定联张伐陈。结果朱元璋胜利了。
当时，如果先打张士诚，雄心勃勃的陈友谅就会乘虚而入，朱元璋也就难以统一天下了。”
陈毅意味深长地说:“可见，战略问题要十分注意!现在的抗战，情况异常复杂。如果我们不把各界人士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他们就有可能被日寇或顽固派拉过去，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不利的。有些人搞关门主义，不要团结各界人士，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开明士绅，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关在门外，使自己孤立起来，最后必然落得一个惨败。就是同顽固派作斗争，我们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地方实力派和顽固派内部有正义感的抗日分子，才能取得胜利。”
我知道，陈毅滔滔不绝地讲这些历史故事和道理，是为了帮助我懂得战略问题的重要性，以便今后在斗争中更好地贯彻执行他争取苏北二李的战略意图。
陈毅同志在开创茅山抗日根据地过程中，亲自做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工作，尽力团结、争取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一切抗日阶层和社会上层人士，与我们合作抗日。有些地方知名人士如巫恒通、樊玉林、许维新等，在陈毅的教育下，后来相继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优秀的地方干部，为茅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以后，陈毅又对团结、教育苏北二李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我军北渡和黄桥决战的胜利。陈毅同志的确是我们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榜样。
陈毅这次在丹北住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每隔个把月就来一次，每次来一定要详细询问争取二李的工作情况，并指示如何做他们的工作。
十一月间，陈毅去大港、大路镇一带检查部队的建设情况。回来后，向我了解方钧的问题。他问我:“你对你部队干部的情况是否都了解?”我很不虚心地说:“我与他们共事已久，哪有不了解的。"
他立起身来，默不作声，停了一会，说:“二支队长方钧怎么样?”
我说:“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将来难说。”
他紧追一句:“你怎么晓得他现在没有问题?"
我说:“没有看出他有离开新四军的动向。”
“不!你刚才还提到他不赞成部队党化，这就是问题。他不肯把部队交给党，就是大问题。有人赞成抗日，今天同我们走一条路，明天国共分裂，他就反共!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站在我们党的周围，一失败，就倒向国民党。这个教训很深刻，我们不能忘记。现在情况虽和过去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不能不提高警惕。”陈毅十分严肃地说:“我们今天打天下，一定要识人。这是一个指挥员带好兵的关键问题。现在是游击环境，又是三角斗争，如果不识人，部队会被人拉跑的!”
陈毅又说:“我们用人主要依靠党，但党的用人还是要靠领导同志能识人呀。识人不是靠听他的话，也不是光靠部门同志的汇报，主要看他的表现，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全部历史表现。一定要到他所在的工作岗位上去了解，检查他的工作，听听群众对他的意见，切不要偏信。对阿谈奉承的人，要十分小心。经常向你提意见的人，大多是好同志。就是听人家的说话，也要注意，他是在老老实实谈问题，还是吹牛皮。没有知识的人最欢喜听阿谈奉承的话。说奉承话的目的是讨你喜欢，好升官发财。这些要十分注意。”
他又叮咛说:“方钧这个人的问题，要及早处理。”对这个意见，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方钧当我面多次表示过，要跟随首长抗战到底，决不变心。于是我就愚蠢地相信了他的话，把事情拖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