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及其悲惨遭遇
当然了，法术之士受到权势重臣和左右近臣的阻挠难以进言，他们的法术理想难以实现，这或许还不是最坏的结局。第三个段落，韩非列举了两个案例，说明法术之士即便是获得了重用，也往往难得善终，这才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
首先是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的故事。
13.3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贪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有关吴起的事迹，我们在之前的《难言》篇中有过介绍。
他原本出身于卫国左氏的一个富裕家庭，但为了获得入仕的机会，到处请托求人，结果被人骗了个倾家荡产，因此遭到了同乡的耻笑。盛怒之下，吴起一口气杀掉了三十多人，从此背井离乡，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漫漫旅程。
离开卫国之后，吴起先是投到曾子门下求学，但由于母亲去世时不肯回乡奔丧，遭到曾子厌弃被逐出了师门。
随后在鲁国当地做官，又因为“杀妻求将”受到猜忌，不得不转而投奔了安邑，从而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高光时刻。
当时魏国的当家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魏文侯，他看中了吴起带兵的能力，于是就让他放开手脚改革兵制，创立了一支令诸侯闻风丧胆的魏武卒。
吴起带领这支军队东征西讨，为魏国四面开疆、拓地千里，建立了不世之功。而他自己更是声名鹊起，获得了冲击魏国相邦宝座的机会，距离他离开家乡时立下的誓言只有一步之遥了。
然而，任由他吴起是一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兵法大师，在人心筑成的战场上终究还是技不如人。
魏文侯去世之后，吴起连续两次与相邦的位置擦肩而过，到最后又落入了王错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至于遭到魏武侯的嫌恶，最后不得不离开魏国，再次寻奔出路。
幸运的是，这一次，吴起又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个知己，也就是楚国的当家人楚悼王。
说起来，吴起出走的这段时间，楚国刚刚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低谷，楚悼王也正面临着一场内外交困的巨大危机。
首先是对内方面，尽管早在楚武王当政时期，楚国就开始实行集权制改革，中国古代最早的县制也是由楚国率先开创的；然而经过春秋时代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当中原强国纷纷向集权制度转变的时候，楚国却出现了逆集权化的倾向，内部封君力量与日俱增，国内斗争形势日趋激烈，而国家综合实力则是江河日下，以至于战国纷争刚一开局，就发生了一场“盗杀声王”事件，雄心勃勃的楚声王一朝命丧，使得楚国又陷入了一场内乱之中。
事件发生后，王子类在与王子定的争夺中胜出，成功继承王位，是为楚悼（哲）王。但王子定并不甘心失败，不久后便出逃到晋国，打算借由三晋的力量反攻夺权，这就让楚悼王的王位坐得很不安稳。
其次是对外方面，早在楚悼王的祖父楚简王在位时期，楚国与三晋的矛盾就已经白热化了。当时赵、韩、魏合谋瓜分晋国，经过几十年的巩固发展逐渐强盛起来，纷纷产生了进军中原、撕裂天下的野心。
而此时的楚国也正好积极向北开拓，连年蚕食郑宋两国的土地，双方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在这接连不断的冲突中，以楚国疲弱的国力，几乎很难占到三晋的便宜。
至公元前391年，韩魏两国联合出兵攻取了楚国在中原建立的据点大梁和榆关，打得楚军精锐尽丧，其主要将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右尹昭之竢全部战死，残军弃甲曳兵、犬逸而还。
其中的“三执珪之君”，含义非常模糊。有说法认为所谓“执珪”应当是楚国的最高爵位，又称为“上执珪”。而“三执珪”指代的就是前述的三位将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分别担任楚国的令尹、柱国和司马。而其后担任右尹的昭之竢，也算是国家级的领导人
如果这一解释属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这一场战争中，楚国一下子就丧失了执掌政权的四位头部人物，由此对楚国政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可想而知。
战争的失利在楚国内部引发了剧烈分化，陈县人擅自接纳王子定，似乎预示着国内有人想与王室分庭抗礼，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楚悼王的地位。若不是有齐、秦两国对三晋的牵制，楚国很可能会再次迎来政权颠覆、乱局纷扰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种艰危的局面，楚悼王日夜绸缪，可终究还是想不出什么破局之策，因此早就巴望着能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治世能臣，来帮助自己整肃朝纲、收拾残局了。而吴起的出现，可谓是正逢其时、恰到好处。
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抵达楚国的第二年就被任命为令尹，从此掀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在吴起看来，楚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
也就是掌管权柄的大臣权势熏天、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王权；而拥有各种封邑的封建领主数量太多，减弱了楚王对地方的控制，侵蚀了君主的权益。
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这些大臣和封君就会肆意妄为，向上威胁君主的地位，对下残害辛劳的百姓，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贫穷、军队孱弱。就这样一个疲弱的国家，这样一支孱弱的军队，面对咄咄逼人的三晋联军，不打败仗那才叫没天理了。
吴起为此开出的药方，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
在“损有余”方面，吴起首先拿楚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开刀，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也就是明确楚国的土地和爵位不再世袭罔替，最多只能延续三代人就要收归国有了。
这还不算，对于三世之内还保留了爵禄的封君，吴起也不想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在土地肥沃的楚国腹地坐吃山空，而是要“往实广虚之地”。也就是要迁到那些蛮荒落后的地区，让他们带领所属百姓开垦荒地、发展经济，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至于他们迁走后留下的土地，自然也要收归国有、划为郡县，由楚王任命官员进行直接管理，这就严重削弱了贵族手中的特权，让那些传统的封建领主无法凭借祖上的功劳坐享其成。
除此之外，对待现有的官僚系统，吴起也同样不手软。
他采取了我们如今很多大企业应对经济危机时常用到的手段：一方面大搞“裁员”，把那些无能、无用的闲散官员全部精简掉，把那些冗余出来的“不急之官”，也就是非必要的部门全部优化掉；另一方面，则是大力削减官员的“禄秩”，给楚国的公务员来了一次“集体降薪”。这样一来，就帮助楚悼王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国家自然也就富裕起来了。
而在“继不足”方面，吴起大约是想复制自己在魏国取得的经验，主要是把节省下来的费用转移到军费开支上，着力训练一批经过严格选拔、规范训练的士兵。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必将在楚国大地上打造出另外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魏武卒”，楚国军队战斗力自然也就提升起来了。
这套改革措施实行没几年，楚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吴起于是就带领楚国大军“南收扬越，北并陈蔡”，极大地扩展了楚国的版图；又“却三晋，西伐秦”，把楚国昔日的老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使得天下诸侯都对楚国的强盛产生了畏惧之心。
然而，现实对于吴起而言，实在太过残酷。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只持续了大概五六年时间，到公元前381年，随着楚悼王的溘然辞世，吴起的变法成果以及他自己的生命，也就同时走到了尽头。
那些因变法而利益受损的贵族群情激愤，在楚悼王的灵前射杀吴起，为此不惜损毁了悼王的尸体。新即位的楚肃王以国法治罪，因此而被夷平三族的据说有七十余家，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法平息对吴起的仇恨。不久之后，吴起的尸体被处以车裂的酷刑，其所推行的变法举措也全部废止。
四、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和最终命运
接下来，韩非又讲述了商鞅的事迹，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
商鞅与吴起同乡，都出身于卫国。不同的是，商鞅是根正苗红的公族子弟，其祖父是卫国的某一任国君，因此一般被称作公孙鞅。
公孙鞅自小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但当时疲弱的卫国显然无法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故而早早地就背井离乡，去往定都安邑的魏国寻找机会。而为了跟当地的公族区分开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又被称作卫鞅。
在魏国，他先是在公叔痤门下做了一个中庶子，也就是类似于领导秘书的职务。这个职位为他近距离观察魏国施行变法所取得的成就，客观地分析其中存在的弊端提供了极大便利，其理论功底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公叔痤很看重卫鞅的才华，临终前曾向魏惠王举荐卫鞅。与此同时，他担心魏惠王不肯听从，还建议说，倘若不能重用就一定要斩草除根，免得他被别国重用成为第二个吴起，反过来危害魏国。
不过，魏惠王大概不希望公叔痤的党羽继续垄断朝政，也不希望自己落下一个残杀贤能的名声，因此对他的建议一概未予理会。
卫鞅大概是从魏惠王的态度中感受到，自己再留在魏国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了，心里很是感到有些落寞。恰好此时，远处西垂的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卫鞅于是就西去秦国寻找机会。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卫鞅在秦国开展了一场更为彻底的变法。他充分吸取了吴起的教训，在主持变法的时候，采取了循序渐进、分步骤推动的办法。
其中的第一轮变法，始于公元前356年。
卫鞅首先制定了“什伍连坐之法”。他把秦国的百姓按照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规模进行户籍编制，规定相邻的百姓有互相揭发检举的义务。也就是说，一家人出现犯罪行为，其余九家人必须出面告发，一旦检举事实得到确认，就可以获得等同于杀敌斩首的赏赐；而知情不报者，要处以腰斩的刑罚；窝藏“奸人”的，更是要按投敌之罪论处。
与此同时，商鞅还倡导“轻罪重罚”，对偷盗牛马者一律判处死刑，而对于我们现在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往路上抛洒煤灰、走路迈的步子太大……也都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其次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他出台了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奖励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而对工商业者课以重税，让他们无法通过商业活动获取利益，只能乖乖地回去种田养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颁布了二十等爵制度，按照前线斩首的数量来赏赐爵位，并给予相应的特权。上至公族贵戚，下至黎民百姓，想要获得爵位和特权，都必须在战场上建立相应的功勋，以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引导全国百姓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农业生产和作战立功上，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最后是统一思想、整顿官制。严厉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烧掉诗书经典以彰明法令，而且禁止一切议论新法的行为，不管你是持赞许态度，还是反对态度，只要听到有人议论新法，一律流放边城。在选拔官员时，禁止一切通过私门请托和奔走游说谋求官职的活动，让对国家有功和尽心从事耕战的人显达富贵。
公元前354年，秦国第一轮变法初见成效，此时又恰逢魏国围攻邯郸、齐国围魏救赵的世纪大战爆发，商鞅于是便趁火打劫，出兵攻取元里、少梁等城邑，收复了部分西河地区，甚至一度兵锋直抵魏国旧都安邑。
但由于桂陵之战魏国并未伤筋动骨，等反应过来之后，接连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同时反攻秦国迫使其求和，商鞅这次的小试牛刀也就到此为止了。
公元前350年开始，从左庶长升任大良造的商鞅，又展开了更加系统全面的第二轮的变法。
经济方面，商鞅仿照三晋旧制，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推行大亩制，同时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量器，并按照人口征收军赋，进一步推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政治方面，迁都咸阳、重修宫殿，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设置县令、县丞、县尉等官职，对地方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文化方面，推动移风易俗，改变残留的戎狄风俗，规定男子成年必须分家另立户口，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强化了秦国的君主集权程度，使得秦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对比楚国有了更为显著的提升。
而当这一轮变法成果得到基本巩固的时候，又恰逢公元前342年，魏国围攻韩国新郑、齐国围魏救韩的另一场世纪大战爆发，魏军主力在马陵道被全歼，大将庞涓兵败自杀，魏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整体国力也跌入了谷底。
当此之时，诸侯各国纷纷落井下石，相继派出大军侵扰魏国边境，秦国当然也不能落了下风，也在西河地区攻城略地。魏惠王自知打不过东方的齐、赵等国，因此就于公元前341年，回过头来找秦国的麻烦，却没承想如今的秦国早已不同往日。
在商鞅的带领下，秦军非但打败了魏军、擒获了主将公子卬，还迫使魏国把整个河西地区割让给了秦国，使得半个世纪前“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的预判成为现实。
卫鞅也凭借此战的功劳，获封商於之地十五邑，并被人尊称为“商君”。而魏惠王则是愧悔万分，不无痛心地说道：“只恨当初不能用公叔痤之言啊！”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二十一年，终于改变了秦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使其一夜之间便跻身于豪强之列，秦国国君的地位也得到了稳固。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三年后，支持他推行变法的秦孝公便与世长辞了。而商鞅也因推行变法时动了别人的奶酪，触犯了太多旧贵族的利益，很快就步吴起的后尘，于秦惠文王即位后不久，受到群情激奋的秦国公族诬陷，最后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五、法术之士为什么往往难得善终？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对比吴起和商鞅的遭遇，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考量，可谓是殊途而同归。
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结果他自己被旧贵族们射杀在楚悼王灵前，随后尸体又被群情激奋的楚人肢解，其结局不可谓不悲惨。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结果他自己受到诬陷被迫举兵自卫，但还是没能逃脱“作法自毙”的下场，最后兵败被杀，尸体也同样遭受了车裂的酷刑。
从变法的成效来看，二者可谓是有着天壤之别。
吴起的变法让楚国强盛一时，但最后却人亡而政息，所推行的变法举措被全部废止，楚国从此盛极而衰，局势愈发削弱混乱。商鞅的变法快速推动了秦国的崛起，他本人虽遭遇不幸，但人亡而政举，所有的法治思想和变法举措都被秦惠文王忠实地继承了下来，秦国因此而得以富国强兵，从此成为战国中后期中原政治秩序的主导者。
从这些影响来看，无论是吴起的变法，还是商鞅的改制，对于君主而言都产生了巨大的收益，这足以证明他们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合理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可为什么到最后都没能善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举措实在“不得人心”。
首先是过去掌握政权的贵族们，他们被剥夺了特权，日子过得不如以往舒坦了，当然就会认为法治是有害的。
就比如吴起的变法，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而且还要把现有的封君全部迁往“广虚之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贵族们自然是不乐意的。
商鞅的变法也是一样，他完全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颁布了二十等爵制度，让全国所有的臣民，哪怕是公子王孙也必须真刀真枪地上战场博取富贵，这谁能受得了？
按理来说，法家改革者推行变法，大力削夺贵族特权，积极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老百姓对这些举措应该会很欢迎吧？
但事实却恰好相反，法家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其根本目的是为君主集权服务的，因此变法的举措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也同样不友好。
就比如吴起的变法，又是大搞裁员、又是集体降薪的，让楚国基层公务员怨声载道，一不留神饭碗都丢了。
对待底层百姓，他改变了楚国“两版垣”的传统营建标准，强行让楚国的建筑规格跟中原接轨，这就让整日里被拉去服劳役的百姓们叫苦不迭。
商鞅的变法更霸道，他一系列“轻罪重罚”“什伍连坐”的制度实在太过严苛，让老百姓人人自危，以至于就连每天出门究竟先迈左腿还是迈右腿，迈开的步子有多大都得费心琢磨半天，否则一不小心就犯了重罪。
他颁布重农抑商的措施，让老百姓无法通过商业活动获取利益，只能乖乖地回去种田养蚕。可即便是回乡种田了，他还要设立各种绩效考核和劳役分配制度，规定男子成年必须分家另立户口，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让人们即便是想躺平摆烂得过且过都不行。
因此，对待这些变法先锋捣鼓出来的新制度，不仅传统贵族、各级官吏恨意难消，就连普通百姓都恨得牙根痒，恨不得把他们全都给生吞活剥了。
贵族大臣痛恨法律，平民百姓厌恶管制，变法者在国内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君主的信任，最后的下场能好在哪里去？
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些问题并不独独存在于楚国、秦国这些经历过变法的国家，在那些变法不彻底的国家更是积重难返。因此，以上的判断完全可以推而广之，在任何国家都能生效。
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
如今的诸侯列国，社会风气大同小异，几乎所有掌握权柄的大臣都目光短浅、贪图权势，几乎所有的百姓都安于眼前混乱的时势。这种风气比秦孝公时期的秦国，和楚悼王时期的楚国还要严重，在这样的国家推行变法本身就难于登天。
而让问题更雪上加霜的是，吴起和商鞅的遭遇再惨烈，毕竟也有过高光时刻，在他们的背后，毕竟还有楚悼王和秦孝公的支持。可如今在位的各国君主，他们对法术之士的信任，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楚悼王和秦孝公的。
在这样一种下无群众基础、上无君主信任的两难局面下，你又怎么能够指望法术之士冒着吴起、商鞅那种被分尸的危险，去颁布推行自己的法术主张呢？
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天下才会如此混乱不堪，而诸侯之君却没有一个能力挽狂澜，担当得起成就统一天下的霸王伟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六、和氏全文要点回顾
好了，总结《和氏》全文要点，韩非大体上阐述了两方面的观点。
第一部分内容，重点在于说明“有道者”向君主进言之难。
韩非创作了一篇“和氏献璞”的寓言故事，通过献玉者、玉工和君主的隐喻，指出了法术之士难以得到重用的原因。
珍珠美玉从来都是为人君者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东西，有人向君主献出宝物，就算最后被证明是夸大其词了，也不会对君主构成什么危害，按理来说不应该有什么风险才对。然而，在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下，和氏捧着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献给君主，竟然也变成了一场风险系数极高的冒险行为，以至于三次献宝，两次被当成了骗子，还被君主砍掉了双脚，到最后苦熬了五十多年、哭瞎了一双眼睛，才勉强得到君主的认可。
向君主进献一个具有实物价值的宝玉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是向君主进献无形价值的法术之士呢？
一方面，法术之士推行变法，必然会触动除君主之外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自然就会扮演“玉工”的角色，千方百计阻挠变法，这就注定了法术之士必将面临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而另一方面，尽管法术的价值远高于和氏璧，但君主对于法术的追求却远没有对和氏璧那么热心，自然也就不能排除一切干扰支持变法了。
在这种局面下，光凭法术之士一己之力，就算是奋战到死，他们所倡导的法术也很难坚决推行下去，其结局一定是悲惨的。因此，掌握了法术的“有道者”之所以还能存活于世，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法术还没有进献给君主罢了。
文章第二部分内容则是重点阐述“有道者”施行变法后的处境之难。
当“有道者”将法术献给了君主，且得到了君主了认可、获得了君主的重用，最后等待他的也必将是难以善终的结局。
作者先是列举了吴起、商鞅的事例，并借此指出：“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这足以证明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合理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可为什么到最后都没能善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举措实在“不得人心”。
法术之士唯一的服务对象就是君主，施行改革唯一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会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削夺传统贵族的特权，减少现任官员的收益，在君主至上的框架之内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让守旧贵族和官僚集团怨声载道；也会“编户齐民”奖励耕战，搞“轻罪重罚”“什伍连坐”，用严苛的手段把士民工商全都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让所有百姓都叫苦不迭。
贵族大臣痛恨法律，平民百姓厌恶管制，他们都将变法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变法者在国内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君主的信任，一旦最后的靠山也失去了，最后不得善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文章的最后，韩非表明了自己对时事的担忧，认为以上问题早已是诸侯列国的通病，变法者早就成了全体臣民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为人君者却没有支持变法的魄力，这就使得法术之士孤立无援，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推动变法 —— 这才是当今天下混乱不堪，却没有人敢于铁肩担道义，成就统一天下霸王伟业的根本原因所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