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封和穾的珍宝：同金银不朽，共丝路悠长

封

和

穾

珍

宝

封和穾的珍宝：

同金银不朽，共丝路悠长

他的具体生平无从考究，

依靠鲜卑的族群记忆得以显耀人前。

它的制作年代众说纷纭，

闪耀的光辉象征着两大文明的交往。

千年过后，

文明依旧，

继续着新的丝路。

墓中之人自何方

这是一个民族共处的时代，

也是一个各族融合的时代，

代地平城见证着这个伟大的时代。

封和穾（yào）墓于1981年9月被发现，其人在魏书和北史中并无传记，墓志中关于他自己的生平叙述也是语焉不详，目前能清楚其生于太延四年（438年），卒于景明二年（501年），历经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宣武五朝北魏皇帝。

封和穾的墓志上有官职、生卒年、籍贯记叙，其余为颂文等内容，共141字，具体记载为：“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昌国子封使君墓志铭屯骑校尉、领都牧令、昌国子，公姓封，字和穾，恒州代郡平城人也。昊天不吊，春秋六十有四，以景明二年春正月薨于官。帝用震悼，遣使即柩，赠州刺史、蜜印绶，礼也。以正始元年夏四月卜兆于武周界，刊石勒颂，式述声芳。其辞曰：少深岐嶷，长勖宽明。内尽孝思，外竭忠诚。在高无危，处端不盈。镌模玄石，庶挥风清”。尽管其生平无从详考，但从其籍贯和姓氏来分析，对其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封和穾墓志

依据墓志内容，结合历史文献，封和穾着籍地恒州代郡平城即如今的山西大同，但在北魏时期这一着籍地还有着其它的涵义。

北魏作为北朝的开端，是一个从民族共处走向民族融合的时代。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开始，随着统一北方的进程，为了促进融合，大量鲜卑族内的部落势力及内附的游牧族群被迁到平城京畿之地，汉姓大族也不例外。但这些高门大姓身居平城，却并不落籍于此。他们依旧保留着自己的郡望，如崔氏家族、司马楚之家族和宋绍祖家族等，其籍贯地仍然选择清河郡（河北东南部）、河内郡（河南北部）和敦煌郡（甘肃西部）。与之相对是大部分鲜卑部落和游牧族群则纷纷选择平城作为自己的籍贯地，他们像汉人一样有了籍贯。

北魏皇室的这一政治举动，实际上是为了用一个表面上的地域性身份统一各个部落和游牧族群，以缓和他们之间的摩擦，使得各个归附拓跋政权的部落势力和游牧族群一起壮大鲜卑这一民族，并在北魏的政治光谱中最终形成以代郡平城为籍贯，代表鲜卑军事贵族势力的政治集团。北魏时，有见于史书的汉族封氏家族，其郡望为渤海郡（河北、辽宁沿渤海一带）。此外，据《魏书·官氏志》记载，鲜卑姓是贲改为封姓。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确定封和穾为鲜卑封氏族人。

北魏时期见于《魏书》和《北史》的代地封姓人物，只有封敕文。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封敕文率军击败吐谷浑国王慕容利延之侄慕容拾归，俘获甚众。次年，平定边冏、梁会、王元达等人的叛乱。其官至镇西将军，兼任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卒于天安元年（466年）。

封和穾生前担任的官职为屯骑校尉，兼领都牧令，赐爵昌国子。屯骑校尉一职最早设置于汉武帝时期,东汉、曹魏乃至北魏皆有设置，其职责是统领禁卫军中的部分骑兵部队。都牧令一职为前代所无，据《魏书·官氏志》记载，该职于北魏高祖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二月设置，它的职责是掌管国有畜牧产业，尤其是军马的牧养。封敕文去世时，封和穾时年二十九岁，二人同为武将，籍贯同在代地，又都是鲜卑人，故封和穾很有可能是封敕文的亲族。

▲封和穾墓志拓片

西域奇珍熠闪光

融合的时代打破了距离的间隔，

沉睡的珍宝见证了东西方的交往。

封和穾墓出土的器物中，以鎏金银盘最为精美。

这件银盘直径18厘米，高4.1厘米，其底部的圈足直径4.5厘米，高1.4厘米。盘的整体为敞口、斜腹，盘体右侧有部分缺失，盘内靠近边缘侧刻有三道旋纹。盘内中央部分饰有一男子，高鼻深目，络腮长须，面颊清瘦，头带圆形头饰，头饰前方伸出一对触角状小球，后方有褶皱状飘带，耳部戴有水滴形坠饰，颈部着联珠项饰。男子身着紧身猎装，腰带中间饰有圆扣，下垂缎带，腰后与也饰有褶皱状飘带，两侧挂有箭壶，腕戴手镯，足蹬短靴。男子的身后有类似芦苇的植物和一只野猪，脚下地面饰有水波纹。其身前同样有两只野猪，它们肥头大耳，獠牙上卷，背脊刻划着卷曲的鬃毛，身体刻有丛丛短毛。男子面部向左，双手平握长柄武器攻击身前的野猪，右腿踢向身后野猪，左腿直立。整幅画面应是盘中男子在长有芦苇的沼泽中与三只野猪搏斗。

▲封和穾墓出土波斯银盘上的猎者和野猪形象

就这件器物的制作工艺而言，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此盘先采用了捶楪法制作主体，再于细部刻划修整，最后在部分表面施以鎏金的工艺。这使得狩猎主题凸出于画面，类似浮雕，极具立体感。

从金属加工技法和狩猎主题装饰来看，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件鎏金银盘是波斯萨珊王朝之物。萨珊王朝，也被称波斯第二帝国，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建立于公元224年，亡于651年。其领土包括当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波斯湾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控制范围甚至延伸到印度。这一王朝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伊朗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之一，其文化影响遍及西欧、非洲、中国及印度。

关于这件银盘的制作时代，由于它被发现于有纪年的墓中，可以确定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末。至于具体年代，各路专家学者根据对盘中男子的人物形象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一定的争议。有部分学者经研究认为盘中男子为萨珊王朝第四代国王巴赫拉姆一世之像，所以此盘的制作年代应在公元273-276年之间。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该男子的装饰并非国王，应是萨珊王朝的王子或大贵族的形象，因此这件鎏金银盘很有可能制作于3世纪末到4世纪初。

▲狩猎纹鎏金波斯银盘

1981年大同小站村封和穾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至于这件银盘进入我国的路径，众多的专家学者均认为是北魏时期的丝绸之路。北魏统一北方，与西域的交通往来与之前相比更为顺畅。《魏书》本纪中所载波斯遣使朝献的记录有十次之多，此鎏金银盘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伊朗或其当时的中亚属国传入北魏，经胡商之手，入封和穾之眼，并陪其长眠于地下。

中外交往源流长

千年后的考古发现，

印证着两大文明交往的源远流长。

这件鎏金银盘来自古时的波斯，即今天的伊朗地区，而中国与波斯的交往可追溯至西汉时期。

当时张骞通西域，其副使甘英到了一个叫安息的帝国，即波斯的帕提亚帝国。这是中国关于波斯最早的文字记载。在北朝时，史书上开始称今天的伊朗地区为波斯。在其后的隋唐、元明时期的史料中，均有记载双方使臣的多次往来和商业上的互通有无。来自古代波斯的金银器、玻璃器通过丝路来到中国，中国也为他们带去丝绸、瓷器等珍贵礼物。从现今的考古成果来看，不仅中国出土了大量来自古波斯的艺术品，而且在今伊朗的遗址中也能发现产自中国的器物，或是在古波斯文物中发现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因素。这些都是古代双方长期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