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是“攘然后得”，而是“让然后得”。虽然国人提倡恕、谦、让的礼仪，但根底上还是个人本位，有着很大的私心。
孩子从教就要接受“让然后得”的礼仪，从“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能看出来，克制自己的欲望，把大的梨让给别人吃。其实，自己最想得到的就是大的梨，却要让给别人，如果别人也正好有这种“让”的思想和礼仪，也要让一下，就正好中了孔融的圈套————孔融顺理成章地得到最大的梨。刘备得了荆州，却总是觉得不合礼仪规范，有点赖着不走的意思。但是，在诸葛亮的劝说下，他真的认为荆州就应该是自己地盘，还要二弟关羽镇守，只是后来没守住而已。“陶恭祖三让徐州”也是如此，陶谦要把徐州让给刘备，刘备却不要，有点“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意思。为什么不要？主要还是顾及了谦让的美德。只是，打仗不要什么谦让，也不要什么忠恕之道。既然发动战争就不是什么谦让和忠恕之道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攘然后得”的问题。
发动战争就是要攘除外敌，或者直接侵略别的国家，不能随便谦让，要是行了仁义之道，还能发动战争吗？而对于国家安全来说，还是“攘然后得”比较实在。攘除外在的威胁，消除内在的叛乱，就可以做到国家和平统一。但要是“让然后得”就会出现问题，让出一部分领土或利益，就会被外国认为软弱可欺，也会被长期霸占领土。于是，在实际问题操作方面要“攘然后得”，而且一定要具备相当的实力，不然只会被消灭，被打得“割地赔款”。在很多小事方面，人们充分发挥了“让然后得”的美德，要讲究忠恕之道，谦让之道，而不能轻易占有某些东西或官位。
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实际操作上就是那么回事了。真正的谦让是可以做到消灭自身欲望的，但是消灭自身欲望谈何容易？到手的东西岂能轻易让出去？于是，很多人重视个人财产，不肯捐献出一分钱，也不肯对弱小者施以救助。在古代，人们还懂得谦让的美德，知道留客人在家吃饭，甚至要“设酒杀鸡作食”，还要“丰年留客足鸡豚”，民风淳朴。但到了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谁会招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不认为他们是不怀好意的窥探者并赶走它们就算是好的了，还会留他们吃饭？在利益面前，人们不会让，只会抢。要是让出去，就一定是实力不够，不能独自占有。当然，人们不会对素不相识的人请客，而无功利的桃花源内的人们却保持了古风，要谦让，要招待来客，却不会有什么利益诉求，唯一的利益诉求就是打听外面的事，还要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到了陆游游山西村，就有些功利性了。山西村的人知道他曾经做过官，就有点利益诉求了，至于有什么样的利益诉求，诗中没有说明。于是，村民们就有了“让然后得”的意思。
于是，“让然后得”成了弱势的表现，也成了被人们迅速功利化的做事原则。谁要是把到嘴的鸭子让给别人，谁就是傻瓜，要不就是为了利益的需求，可能他们会获得比鸭子更大的利益吧。远古时期的皇帝尧打算让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连夜逃走，到颍水边洗耳朵，认为尧的话脏了他的耳朵。其实，许由不想为王，要过隐居生活。按照当代人的理解就是，那时候的皇帝并不自在，要带领百姓干活，还要亲自带领百姓治理天下的灾难。许由不想不自在，要过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要是封建大一统之后的皇帝，哪里可能让位给天下的贤士呢？他们都信奉“攘然后得”的做事风格，秦汉的长击匈奴，唐代的士兵驻边，都要“攘然后得”，而不是“让然后得”。实力颇强者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实力弱小者就只能讲道德，并且“让然后得”了。
宋代的宋徽宗父子一再退让，最后被金人掳走，南宋的皇帝也是如此，一再退让，让出的是领土，得到的是自己的享乐生活。晚清的统治者们也是如此，先是盲目地“攘然后得”，要对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被打怕了之后，却要割地赔款，“让然后得”，让出领土，得到的是自己的享乐生活，哪里还会管人们的死活？也就是说，统治者无论实行“攘然后得”还是“让然后得”的策略，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却不会顾及老百姓的利益。于是“攘然后得”与“让然后得”相得益彰，想怎样就怎样，围绕的始终都是个人的利益。
于是，孔融让梨也只是孩子不懂事的做法，所有的礼仪也只是“让”的礼仪，是反人性的，也是要做的面子工程，却不会真正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