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词原是史书的通称，而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慢慢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的专名，足见《史记》早在三国时期就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成为了一部史学、文学巨著。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今天让我们把视线从《史记》本身，转移到它的作者——司马迁身上，一起来了解司马迁是因为什么，在什么背景下，经受了多大的痛苦最终完成《史记》这部巨著。（包含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这是我梳理的影响司马迁开始著书到成书之间的一些相关事件，现在让我们公元前110年开始，回顾太史司马公的著书历程吧。
一、公元前110年——受父命，续祖业。
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随同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途中，司马谈身染重病，他在弥留之际从“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我们的祖先从周朝开始就担任史官）开始，以史职、史德要求司马迁像孔子修《春秋》那样，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他将修史看做司马一家的历史使命，希望司马迁牢牢将这遗训记在心中，用一生之约去实践这神圣重任。
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司马迁约20岁时，司马谈要求他进行一次全国游历，此番游历是为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历史著作而做的一次实地考察。两年后，即公元108年司马迁任太史令。继承了父亲官职的司马迁，将自己早年游历各处获得和记录的资料文献进行整理搜集，于公元前103年正式开始编撰《史记》。
二、公元前99年——获罪，受宫刑
这年，汉匈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将军李陵率部作战勇猛，多次以少胜多捷报频传，后因孤军深入被数倍于己的匈奴部队所困。虽作战英勇，但直至箭矢耗尽仍未能脱困，最终向匈奴投降。
消息传回洛阳，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司马迁对于此事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将军所率军士不足五千人，却能深入敌人腹地。虽然兵败受降，但肯定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希望另寻机会将功赎罪报效国家。汉武帝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贬低贰师将军李广利，遂将司马迁下狱。
一年后，汉武帝因听到李陵率军攻打汉军，于是处死了李陵一家，同时并处司马迁死刑。
是的，汉武帝是处了司马迁死刑。但当时有两个方式可以免于一死。
第一个就是交罚金免死：彼时由于长期的汉匈战争损耗国力，国库及人才日渐空虚，汉武帝多次进行政策调整以期充盈国库。政策之一，就是可交五十万钱免于一死，而免死贬为民后，仍然大概率会担任官职。司马迁是因李陵事件触怒汉武帝，所以其他人未免惹火上身，并不敢替司马迁求情或者资助司马迁免于一死。
第二个自然就是受宫刑，宫刑在那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羞辱到了极致。
“从前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就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去。商鞅受到宦官景监的推荐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因此脸色大变。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这一段话，是司马迁亲手所写。受宫刑意味着向大家宣布你不仅是个怕死鬼，还是个令祖宗蒙羞，被家族唾弃，受大家鄙视的小人。
文至于此，大家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司马迁身上担着的思想重任，以及面对生死荣辱与使命之间的艰难抉择。
对身处于那个时代的司马迁来说，修史书是家族的使命，同时也是父亲的遗愿。在以尽孝为第一道德要求的汉朝，父命坚不可违，这是司马迁修史的第一驱动力。“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至于受刑，司马迁获罪时《史记》已经开始了正式撰写。面对更甚于死亡的宫刑，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主动选择了接受宫刑。其实那时受刑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逃避死亡，因为宫刑的特殊性，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汉朝，意味着需要承担相当大的生命风险。若是死于受刑途中，不仅没有机会完成撰书的使命，还会背负贪生怕死，辱没宗族的骂名。面对这种两难的抉择，司马迁在给友人的信中坚定地回应道：“我虽然怯懦软弱，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是因为我内心的志愿尚未达成，如果就这样平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报任安书》司马迁
三、公元前96年—91年——大赦出狱，忍辱著书
出狱后的司马迁任中书令，正式成为一名不受主流士大夫尊重的宦官。此时距离《史记》成书还有五年时间。这五年司马迁是怎么过的呢？“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又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舶腹中肠子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现在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的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报任安书》司马迁
五年的时光中，司马迁犹如行尸走肉般，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完成《史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孔子）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遭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而著《国语》，孙膑遭刑之后修兵法，吕不韦贬至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想到先贤们都是经历了曲折磨难后，才铸就传世经典。司马迁稍稍释怀，不断勉励自己奋起著书......
可是，先贤们遭受的苦折磨难又有哪一个能比得上太史公呢。“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想象，在“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间的抉择到底有多么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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