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长安城里鼓乐喧天，凯歌高奏，一位16岁少年威武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在历史上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的汉武帝刘彻。从此，刘彻开始了长达54年的执政生涯。
汉武帝即位之初颁布的求贤诏，开篇就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如此大气、活泼，伟大帝王的自信跃然纸上。
刘彻本来是当不上皇帝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承法，排名第九、又是庶出之子的他想当皇帝，本是无望的，轮谁也轮不上他。
汉武帝像
年幼无知的刘彻顶多觉得当皇帝好玩而已，并没有去刻意地追逐皇权，但他的母亲王夫人和后来成为他岳母的长公主一次次成功地运作，终于使刘彻一步步走向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使得刘彻在一来二去的宫廷皇储竞争中，无意中得到了皇位继承权。
“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
汉初的君臣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起于草莽。他们大多深受秦朝政治之害，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取而代之，因此他们在感情上厌恶和排斥秦朝政治。
汉武帝是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他没办法忍气吞声来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刘彻确实是一个很“有为”的人，他走的路线是，一改汉朝初年的求和政策，主动出击。一辈子干过的大事着实多，比如打的仗多，对匈奴的战争一打就是一辈子，从青年打到他过世都没完。
秦汉时期，阴山以北广阔地区和漠北草原，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不断南下入侵。汉高祖刘邦曾率军与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却被困七天七夜，遂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掠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
所以汉武帝自从继位以后就一直考虑着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彻底消除北方的匈奴之患，一雪汉朝七十余年的耻辱。汉武帝时期，内部的诸侯王势力不断衰弱，政治上较为安定，反击匈奴的条件已充分。
他挑选了出身寒微的卫青、霍去病作为北伐统帅，先后发起了著名的三大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和漠北战役。
卫青、霍去病数次征伐匈奴后，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使得政权更加稳定，国家更为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给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解决了北方匈奴和西域问题后，他把眼光转向了东南和西南，征东瓯、闽越、南越，通西南夷，平定朝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汉昭帝以后，汉匈出现了和平的局面，后来，汉元帝把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的汉匈冲突，此后约半个世纪，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闲，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四十四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四十四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说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汉武帝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没有在盛世光环下安常处顺，而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敏锐地察觉到了足以使盛世昙花一现的历史难题。
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他深深认识到，变更制度、出师征伐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勤于理政，亲自部置重大战役，多次下诏求贤才，并亲自批阅各地的上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用“汉兴五室，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精短总结，概括汉武帝一生的事迹。即对外用战争手段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主体部分；对内建立治国方略和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然而，就因为汉武帝太能干了，免不了刚愎自用，与汉朝的强大如影随行的，是奢侈腐化的日益滋长，到汉武帝晚年时，更加明显。
汉武帝喜欢享乐，大兴土木，挥霍无度，这些活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至汉武帝统治后期，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汉武帝思想上“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内暴外宽，儒表法里。任用酷吏，整顿吏治，即是内暴；详延天下方正博闻文学儒术之士，“用经术润饰吏事”，便是外宽。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武帝的“好用酷吏，为治多暴”，他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西汉初期诸帝主张的“无为而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两汉政治统治中显得极为突出。
这些酷吏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嗜杀成性，且以“杀人行威”为治。由于杀人多者不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还可得到武帝的重用，面对武帝的支持，他们更是要大开杀戒了。
汉朝初期，在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的六七十年间，实行政简刑轻，在他们统治的六七十年间，任用不过两三个酷吏。而到了武帝统治时，他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政治，大批任用酷吏，企图对吏治进行大力整顿。
汉景帝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危亡存于旦夕之际，汉武帝及时醒悟并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悬崖勒马，改玄易辙，调整了政策。并公开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把原来的错误都归罪于自己，所以后人将其称为《轮台罪己诏》。
从此，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而是殚精思虑，埋头发展，增强自身实力。凡是伤害老百姓或浪费天下财物的事一概不做。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救了当时濒危的局势，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因而使汉朝没有陷入秦末的厄运。司马光为此评论说：“这正是汉武帝之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施以宫刑。
就在司马迁夜以继日地写《史记》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从天而降。公元前99年，司马迁的好友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借机问桀骜不驯的司马迁该不该杀李陵全家。司马迁想都没想，说：“李陵带5000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几万匈奴鏖战，虽败犹荣！依我看他是假投降，一定还会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汉武帝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朕？”下令处以司马迁宫刑。司马迁遭此横祸，本想一死，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忍辱负重，终于在公元前 91年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制。
司马迁的《史记》客观公允，却对刘彻颇有微词，暗藏讽刺。
刘彻暮年读《史记》时曾数度被气得吐血，但他并没有效法秦皇焚书坑儒，反而让这部书流传了下来，千年之后，中华儿女并没有否认他的伟大。冥冥之中，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