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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探秘:先秦商人的得与失——处境尴尬的商人之国篇

上一篇介绍了管仲,这一篇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之国。

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人的商和商朝的商是同一个商呢?

之所以商会成为买卖人的代称,是因为春秋时期穿梭于列国兜售商品的买卖人,大多都来自宋国。而宋国的都城叫商丘,当时一个国就一座城邑,所以久而久之时人就用商丘指代宋国买卖人,因此后世约定成俗地便把买卖人叫做了商人。

那么宋国人又是谁的后人呢?

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将朝歌城的原商朝人统统迁往了商,在丘上筑城称为宋城,后来宋城改名为了商丘,宋则成为了国名,于是商朝的遗民就这么成了宋国人。

所以商人的商和商朝的商,不仅仅是字相同,商人的商就是传承自商朝。

作为前朝商人遗民的国家,宋国在周朝的地位也非常特殊。它的君主与陈、杞两国的君主一道被周武王封为了公,合称为三恪。与宋国一样,陈、杞都是前朝遗民所在的国家,陈国是传说中大禹建立的虞朝的后裔,而杞国则是夏朝遗民。

他们这三公大概是三公最早的起源,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公,是因为周天子并没有把他们当做臣下而是友人。这三国国君拜见周天子时无需行臣下之礼,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的地位在理论上和周是平起平坐的。

说起来周武王也是心大,宋国的封地面积不但达到了1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在西周封国中是绝对的超级大国了。而且这些地区普遍都是膏腴之地,因此宋国的国力之强在西周诸侯中少有匹敌。

不过周武王显然对宋国也是有所提防,所以他分封了众多的诸侯国将宋国围在了中心。周武王嘴上说着宋国是他的朋友,但是却派一群打手将宋国围得死死的。这让宋国从建国伊始便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周边的国家都对它虎视眈眈保持警惕。

周武王的这一举措还是比较英明的,它让宋国一直画地为牢,被死死限制在了最初分封的地方,宋国到灭亡都没有对周王朝构成过威胁。

可我们都知道进入东周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大乱斗的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里,国力比较强的宋国却并没有什么作为,这跟它国策中的商人秉性有很大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中前期是各国扩张领土的黄金时期,这时各强国都专注于对外吞并小国,相互间则尽量避免碰撞。可是奇怪的是,作为中原强国的宋国,在这大吞并时期,却并没有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什么成果。

究其原因,宋国是以商业发达著称的,考虑到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它的商业主要往来对象自然是周遭的各国。一旦出现战乱,宋国的对外商业活动自然会大受影响,所以宋国都是暗地里对周边的国家施加影响,极少付诸武力。而且即便是诉诸武力,宋国也只是逼迫对方让出一些利益就行,并没有趁机扩张领土。

商人爱算账计较得失的特点,渗透到了商业发达宋国的骨子里,宋国国策因此与春秋大兼并背道而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扩张土地的欲望。

不过宋国依靠发达的商业,虽然国土没有增长,但是也称得上国富兵强。

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大霸主齐桓公在内乱里被囚禁宫中,最终活活饿死。齐桓公的死,使得中原地区的诸国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这让当时的宋国国君宋襄公跃跃欲试。

宋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君主就是宋襄公,他的种种事迹中都透露出了一股商人的精明和固执。

得知齐国内乱,齐桓公身死的消息后,宋襄公以遵守葵丘会盟的约定为由,联合卫国、曹国和邾国三国一起出兵,护送齐国太子姜昭回到齐国登上了齐国国君之位,史称齐孝公。

宋襄公的这一次行为非常冒险,因为齐国比宋国强大得多,如果齐国上下一心抵抗宋军的话,多半宋军就会失败。所以护送姜昭回国无疑是一次赌博,但是商人投机的性格使得宋襄公毅然进行了这一次冒险,结果因为齐国新君不得人心,齐国贵族心向姜昭,所以他轻松地赌赢了。

这一次投机成功,使得宋襄公的野心一下膨胀起来,他妄想自己能取代齐国成为中原的霸主。然而宋国毕竟实力有限,所以宋襄公想出了高举仁义之大旗行称霸之实,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成就霸业。

可是对宋襄公的野心,宋国的两个死敌陈国和郑国很早就洞察了。

在意识到宋襄公的野心后,公元前641年,陈国率先对宋国发难,它邀请诸国会盟重申齐桓公时的盟誓。这一次会盟使得齐楚两个消弭了陈见放下旧怨,两国联手保证中原地区诸国的领土完整。

陈国这一次号召会盟等于是对宋襄公称霸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这次会盟给予了宋襄公称霸最大的助力来源齐国,一个充足的借口不帮助宋襄公。这让宋襄公仅仅能得到几个小国的支持,对比起称霸路上最大的阻力楚国显得人单势孤。

然而宋襄公却在投机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公元前639年鹿地首合诸侯时强行以盟主自居。其实这次会盟之所以齐楚两个大国君主都会去,齐孝公是看在宋襄公助他夺位的旧恩上,而楚国是给齐国一个面子。

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不但使得楚国对他恼火,也使得齐国就此疏远了他。而齐国对宋襄公的疏远,注定了宋襄公的霸业只会是一枕黄粱。

宋襄公眼见鹿地会盟齐楚大国都到了,他的野心顿时更加炽热,于是趁热打铁不与齐楚商量,擅自提出了当年秋天在盂地会盟,还自顾自地规定各国都不得带军队前往。

到了秋天,除了齐国,参与鹿地会盟的国家都表示会前往盂地会盟。得到消息后信心爆棚的宋襄公,不顾臣下的劝阻只带了少量随从就前往了盂地会盟。

宋襄公已经利令智昏,他就没想想为啥齐国不去盂地参与会盟。齐国不参与盂地会盟,其实就是向楚国发出了‘宋国与我无关’的信号,暗示楚国它要怎么对付宋国,齐国都不会插手!

果然宋襄公在盂地与楚成王发生争执后,楚国暗藏的军队便一拥而上掳走了宋襄公。不过在当年冬季晋国主持的薄地会盟时,由鲁国出面,晋国在背后施压,楚成王不得不释放了宋襄公。

楚国在春秋时期一向以无信著称,可是宋襄公却执着于自己的承诺不带军队前往盂地,这还真像是一个守信的商人。可是在春秋乱世里,你跟别人讲信用也得看看对象是谁啊。

虽然宋襄公被囚禁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对于想要称霸的宋襄公来说,这段被囚禁的黑历史无疑对他的雄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宋襄公称霸的图谋看起来成为了一个笑话,这让宋襄公对楚国充满了恨意,时刻想要找机会进行报复。

但精于算计的商人品质,让宋襄公不得不掂量下自己的斤两,而他也清楚楚国的强大。因此他没敢直接去找楚国的麻烦,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周边与楚国亲近的小国,想从弱者身上挣回失去的面子。

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听说仇敌郑国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便以此为借口出兵伐郑。

不得不说宋襄公这个理由找得很烂,这个理由意味着宋国是为了与楚国争霸,才发动对郑国的进攻,显然这是将自己置于了国际舆论上很不利的地位。而且既然是这样,那楚国出兵救郑国就变得名正言顺,而齐国也可以借此不参与,揣着手在一边坐山观虎斗。

从伐郑的借口就能看出,宋襄公真的不是一个玩政治的料。

战国时齐国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很著名,但是早在公元前638年楚国出兵救郑时,就已经玩过一次围宋救郑了。

楚国的援军并没有前往郑国,而是直接向宋国进军,从楚国的进军路线和出兵规模推断,这一次楚国其实是想借救郑之名灭宋!

宋襄公得知楚国大军直趋自己的国都后,不得不解除了对郑国国都的围困,率军回国拦截楚军,宋楚两军最终在泓水遭遇。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表现出了莫名其妙的高尚道德,他先是拒绝了部下趁楚军渡河时发动进攻的建议,接着又否决了部下趁楚军阵势未结好抢先出击的建议,总之一副死抱着仁义大旗不放的架势。

泓水之战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占优的楚军大败宋军,连宋襄公的腿都被楚军射中了一箭。

泓水之战后,宋国臣下抱怨宋襄公对敌人仁慈,可是宋襄公却依旧嘴硬。他表示哪怕是冒着宋国灭亡的危机,他也不会去攻打没有结好阵的敌人。

这些记录显得宋襄公愚不可及,不过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种种离奇表现,很可能是后人为了突出宋襄公的冥顽不灵而故意编造的。因为从史料看宋襄公还是很有作为的一个君主,他敢于称霸也是因为在他的治理下宋国国力飙升。

而且楚国出动大军显然也是冲着灭宋去的,可是在泓水大败宋军后,楚国从此对宋国就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了,这也很不符合楚国的人设。

恐怕泓水之战,楚军虽胜但是并不是象史料记载的那般大胜,毕竟宋军也是非常强悍的。这一点从历史资料中强国伐宋次数寥寥,战争的结果也总是宋国能保全领土就不难看出来,而300年后的宋康王也可以为宋军正名。

公元前318年宋国国君宋戴偃自立为王,即宋康王。其后他伐齐取五城,败楚得地三百里,破魏夺二城,灭滕据其地,攻薛削其土,宋国因此号五千乘劲宋。不过巅峰即结束,公元前286年,趁着宋国内乱,被宋国暴揍的齐楚魏三国联合出兵,杀宋康王灭宋国。

其实我们细看春秋战国百家的所流传下来的典故有关宋国的,守株待兔、探骊得珠、拔苗助长、尔虞我诈等等几乎就没好的。而作为宋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宋康王,先秦史料更是直接将他与商纣王比肩,各种暴虐的记录都堆到了他的头上。

这些典故和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宋国的国际环境很糟,由于它是商朝遗民建立的国家,所以周边周武王所封各国对它抱有先天的敌意,也因此诸子百家都拿宋国开刷。除了宋国重商主义下不愿付出太大代价扩张土地的国策,这也是宋国对外扩张难以有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在重视耕战的春秋战国,宋国却注重商业发展比较轻视农业生产,而宋国商人给世人的印象也并不好。

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的典故中,隐含了法家和儒家这百家中的两大家,对宋国不重视农业生产的指责。探骊得珠、尔虞我诈,则是对宋国重商主义和商人的批评。

从这些典故中我们不难推导出这么一个结论:宋国本身的富庶遭到了周边的妒忌,而商人重利的天然属性,在让商人被世人厌恶的同时(这与商人自身做派也有很大关系),也自然而然地令重商的宋国遭到了世人的歧视和嫉恨。

在战国时期的宋国都可以扫荡四方,而在宋襄公时期,齐楚两强比之战国时期国土还远远不如。史料中强调宋国弱小的言辞,恐怕并非实情,春秋时宋国虽然扩张成果寥寥,但是富庶的宋国是有与齐楚一战之力的。

宋国的商朝遗民背景固然令它被周边敌视,而它的重商主义盛行,国策也被重商主义所引导,这才是使得它在春秋战国时期难有作为的根本原因。

春秋时宋国强大却无法对外扩张的尴尬处境,是它自身国策不适合时代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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