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锦州作战经过要图。图片来源：人民资讯
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毛泽东和邓小平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
毛泽东说：“领导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邓小平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
看来，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这个评点，虽然是十年后的体会，确也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甚至在失误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
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故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之一种。
影视剧中的刘邦和张良。图片来源：《楚汉传奇》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视为“从谏如流”的典型。
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着力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
毛泽东在读《史记 ·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倒不一定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历史结局，而是在走向这一结局的过程中，刘邦作为高明政治家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非项羽所及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 ·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下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只能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此计等待时机，果然夺取了郓州。
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梁朝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想办法。结果大家都提出退兵求和的主张，李存勖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取胜。
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从李存勖灭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体会：
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
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胸中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
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处，是不被表面困难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属大智大谋。
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有“审机独断”之举，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地坚持下来。
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国情的变化，在执政方略变为法家一路。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汉宣帝改变执政路线，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直接影响着历史盛衰的。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
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上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稿件来源 | 《读毛泽东札记》，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