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甲午战争失败刺激，康有为自《公车上书》之后，接连上书光绪皇帝，吁请改制变法，实行君主立宪。
他在 1898年7月代拟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明确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建议：
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国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请定立宪开国会折》）①
君主立宪政体的好处，除了可以实现君民一体之外，还因为君主专制自身存在弱点：
吾国行专职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概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为了使光绪采纳他的变法建议，康有为以日俄政体为例，说明变法对于中国转弱为强的重要性：
职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②
他孜孜上书的目的不外是通过获得光绪帝的赏识而使其变法主张得到重视，但一连七书，并没有达到目的。
1898 年 5 月 30 日，谨慎对待变法的恭亲王去世，康有为力促帝师翁同龢加速变法。
几天后，康第八次上书，要求光绪坚定变法的决心，并应明定国策，采取切实的步骤推行政制改造。
这第八次上书，终于为康有为孜孜以求的变法主张，赢得了光绪的支持。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下定国是之诏，谕命各省督抚遴选使才，以重邦交，并督促亲王、官员和士子，在坚持中国传统教化前提下，学习外国实用知识。
此为戊戌百日维新的开始。
6月16日，光绪接受翰林院学士徐致靖劝说，召见康有为，君臣就上书所陈变法事项、变法之策、新制条理、遴选人才等广泛事宜进行讨论。
康有为还给光绪解释了变法与变事的区别：“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③
召见即毕，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四品）。
3天后，康第九次上书，建议光绪明定变法的国家政策，并设立政府制度局以推进变法。
此时，光绪已经决定完全采纳康有为的变法之策，遂命康有为可无须通过任何机构直接向他呈交奏章。
康有为因此成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概括起来，康有为拟定的变法政策包括：（1）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④；（2）设立制度局，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异，设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 12 局，推行新政；（3）省、县设民政局，变官为差，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事务自治⑤；（4）行君主立宪，设立国会及议院，（5）制定宪法，行政、立法、司法分立。⑥
这些宏大的变法之策，引起了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官僚集团的震惊，慈禧太后也由此而痛恨将康有为引荐给光绪的翁同龢，翁同龢因此而被解职。
光绪因对太后怀有戒惧之心，不敢使康有为在军机处行走，便遮人耳目地将康有为的4个重要助手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调任军机处章京（四品）。
他们 4 人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执行者。
他们在 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17 日变法维新期间，取代军机处草拟了40多项维新变法诏令，自军机处向京城各衙门及各省督抚、府县发出。对变法狐疑的军机大臣则处于闲置状态。⑦
一个虽然热血但懦弱的皇帝和几个充满忧患和变法激情的书生，在事先并无周密的计划和社会动员情况下，居然掀起了变帝制为君主立宪制的轰烈社会革新运动，这注定40多项维新变法诏令，大多数会被迟滞实行。因为各省督抚清楚此时朝廷的实权并不在光绪，而在慈禧太后。
因此，光绪的变法在那些老于世故的臣僚们看来，犹如少不更事的大少爷的一时心血来潮，等着看就成了普遍的情绪。
惟有湖南陈宝箴和少数赞同变法的臣工，将变法诏令认真落实。
这些内容广泛的变法，尽管对已习惯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清政府来说，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但就其性质来说，仍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举凡不外兴农、兴学、兴工、办报和行政改善，只有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裁撤詹事府及大理寺等六衙门、命八旗人自谋生计三项，是在颠覆满清入关之后秉承的重要传统。
而康有为所看重的君主立宪，裁撤军机、总理衙门、六部并改设制度局，省县设民政局推地方自治，制定宪法等项，在百日维新变法中均未涉及。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光绪变法的一厢情愿性质：为维新而变法，而不知变法之津要。
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光绪是一个懦弱的皇帝有关，也与策划和推动这一变法运动的康有为等人缺乏行政历练有关，更与变法实际上是企图简单地将西方政制的一些可取则例移植到中国有关。
这表明，从皇权代表者，到士大夫群体及这一群体后备力量的士子们，均未能明白导致中国内忧外患局面的真正原因。
与洋务运动期间的自强措施相比较，百日维新变法将自强措施由军事工业和民生工业，推向了农业、教育、行政和言论范畴。
尽管未能将郑观应、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予以实施，但还是在学习西方方面前进了一步。
受官僚士大夫群体之外的力量推动的这一步表明，自强运动已经由士大夫群体中少数开明人士延伸到了民间士绅，即梁启超所谓的“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
这一显著的趋势，不仅在加剧着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在加剧着士绅政治共同体的分化，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上层士大夫和下层士绅的分化在加剧，亦即民间力量与官方的分化在加剧。
而慈禧对百日维新采取的打击性措施，代表着皇室与士绅共同体的分化已经到了即将决裂的边缘；这促使以读书人为代表的士子学者，开始去酝酿更为激进的变法方案，甚至是革命性方案了，原本一致指向外部入侵力量的内部变革者，开始将变革的矛头指向了满清统治者。
光绪推进变法之初，慈禧的态度模棱两可。据说，在百日维新刚开始的时候，她告述光绪：“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掉辫子，我就不会干预。”⑧
但这口头表示,不一定代表慈禧的真实态度，抑或可理解为一种最低限度的警告。
但光绪的废八股取士之策、裁撤詹事府及大理寺等六衙门、命八旗人自谋生计的政策，显然触碰了慈禧的底线，她将这些政策看作是剥夺她和满族贵族权利的图谋。
这也恰恰是康有为及变法者要达到的一项重要目标——早在1888 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中就说过：“国是蹙迫，是女谒庵寺弄柄所至。”⑨
此外，光绪的其他几项改革也直接威胁到了满人的利益，如兵制改革威胁到旗兵和绿营的利益，改寺院为学校的诏令让与宫廷中的太监关系密切的僧侣们不安，尤其是裁撤朝廷闲差的措施让不少满人失去了俸禄。
另一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和责令各省督抚举荐人才的政策，也让那些取得功名的士子或为此刻苦攻读理学经典的候补者们所不能接受。
加上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握有朝廷重权的汉族大臣的中立立场（实际上是对变法持消极态度），使维新变法从一开始便遭遇了帝制的体制性抵制。这就使得慈禧具备了打击维新变法的政治基础。
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在满族要臣、直隶总督荣禄支持下，突袭光绪帝宫，截取了变法文件，遂挟持并软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搜查米市胡同南海馆以缉拿康有为。
好在康有为已于 18 日为光绪察觉危险而密遣上海，躲过一劫（后出逃日本），其弟康广仁被拿。
此后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在内的 22 位变法人士被捕，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被杀，被后人尊称为变法“六君子”。
梁启超躲进日本领事馆，后出逃日本。
谭嗣同本有出逃机会，但他坚持为变法而殉身：“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凛然正气，足警后人。
政变之后，慈禧剪除主张变法的新党，革黜与维新有关系的朝臣，并第3次垂帘听政（第1次同治幼年，第 2 次光绪幼年），百日变法新政在一个月内被她完全翻转过来，使帝制重新恢复到变法前的状态。
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们也只能唯唯诺诺。
尤其是张之洞，本支持强学主张，而对变法的支持却始终有所保留。
在他这一期间所撰写的《劝学篇》中，始终主张以儒家及理学所推崇的社会秩序为基础来推进富国强兵政策，一如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创办民生工业的努力。
这些思想突出了李鸿章、张之洞致力于洋务自强等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自强等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如从历史角度来看，正是这一分歧的存在，才迟延了近代中国的各类自强的努力；但也正是这一分歧，将中国的戊戍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区别了开来。
因为在一个有深厚历史和文明传承的国家，突变意味着革命，意味着谭嗣同在变法流产后，所痛悟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的后果。
就这一意义来说，慈禧的政变，恰恰使更多的在内忧外患烤炙下的仁人志士们，不再将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满清本身，而是要另觅道路和方法了。
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产生了两项重要的社会成果：
一是以慈禧为代表的皇权统治者，为平息社会精英对皇权的不满，围绕建立国民议会开始推进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
二是引导着后来的人们将民族自强的目标指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和重建。
【本文完】
注释
①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6－17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②转引自：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9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296 页。
④梁启超《戊戌变法纪事本末》。见：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 57 页。
⑤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摺》，即《上清帝第六书》。见：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 76－78 页。
⑥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297－298 页。
⑦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298 页。
⑧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00 页。
⑨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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