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了宋神宗的“神助力”，王安石得以肆意施展平身所学之才华。在那段“上与介甫如一人”的日子里，王安石的大名，有多少人翘首仰望，就有多少人爱恨交加、嫉妒至极。
但是，对王安石来说，他的眼里只有让变法成功这一件事情。仿佛这就是他来这世界上走上这一遭的所有意义和使命所在。为了完成变法，他失去了很多，朋友、亲人、声誉、自由……
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擢升为参知政事，一年以后，正式拜相。王安石开始真刀真枪、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如果你不小心陷入了党争的是是非非中，就很容易也觉得王安石这个人不行，人品不行，还急功近利，打压异己，连个人卫生条件都不行，见皇帝的时候居然还允许胡子上趴着虱子……是他是他都是他，的变法导致北宋王朝一盘散沙……
这也是你可以在很多讲宋朝的史书上get到的，比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续资治通鉴》，就连现代的北大教授赵冬梅也对他不太友好，因为她比较好感司马光……不一一列举。
但是时间给了我们一千年去冷静以待。一千年后的我们，如果抛开当时的一切口舌上的是是非非，抛开王安石为人如何如何，单单去看变法本身的制度是否对症下药；站在一千后的今天，用我们现代人发展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变法所开出的一道道“方剂”本身，就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了。
Part.1
仁宗之后，到英宗时期，北宋政府可以控制的纳税土地日益减少，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不到三分之一了……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一边是源源不断支出的对辽金的白银、绸帛输出，另一边是不断减少的财政收入来源……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成为了北宋皇帝们难以启齿的隐痛。
显然，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是变法改革势在必行最大的动力源。
再仔细琢磨琢磨，王安石的几个“法宝”都还蛮对症国家当时现状的——
青苗法：由政府为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本意在于预防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于抵押土地借贷，从而有效抑制土地的兼并蓄力，避免流民的增加。
王安石原本最自信的就是青苗法对人民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的。也有不少地方给出了实施之后的正面反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青苗法却也是遭到保守派攻击最为猛烈的一个变法措施。
大概是因为青苗法除了给予贫民以“低息的便利”，还对富农们也动了刀，将“兼并之家也必须与贫下户结成一保，依其户等而从官府借贷青苗钱，并偿还时收取二分息钱”，而被保守派所垢弊。
如果你觉得，政府收取二分息钱太高了，今天看来简直是高利贷，但对比当时的民间借贷高达五分息，就知道，这对当时的人民简直是莫大的福利了！
难怪，“富农”们要气得直接跳脚。就连才气过人的苏轼之弟苏辙，在青苗法创立三十年之后，还依然在其《诗病五事》中咬牙切齿地说：“王介甫小丈夫也……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
邓广铭先生在其《王安石传》中陈述道：为了“富民之利”被夺而使保守派如何气忿，可想而知。
方田均税法：用丈量土地的方式，免除富农偷税漏税。当然，也是增加财政收入之源了！
免疫法：令各家出钱雇人充当兵役。免疫法的好处在于，兵役的费用由各州县政府政府出钱招募人员应役。实际的费用由当地地主户按户等高下分担……这可使许多农民免除职役的束缚，回乡下种田。
而无论是青田还是免疫法，伤害到的均是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自然会引起一波不小的反弹。别以为有钱人就不在乎小钱，往往越是有钱人反而越是吝啬得很（此句论据仅以《葛朗台》为情绪依据，并无确据，可以忽略）。
理论上，这样的变法在民间应该是欢呼声一片，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盛行的状况。却何以反对声此起彼伏，还传出农民怨声载道的说法，更有甚者，说官府为了完成指标，到了强行农民借贷、导致农民破产的地步？
市易法的推出，更是具有浓郁的现代金融色彩。其初衷也是利民：通过市场均价收购商人手上挤压的库存，等待市场上商品缺货时再放出去卖，既为政府储备生活物资，又均衡了市场的价格。
市易法可以被视为超前几百年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之雏形。因为市场先生的非理智性会导致市场商品的价格围绕着商品本身的价值上下波动，因而需要政府伸出理智之手，加以调控……
但市易法何以又会遭到排挤？一定要去追根究底的话，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因为那些横霸一方的大商人们本来可以靠垄断商品、抬高价格赚钱，官府这么一来，直接参与了压价的买与卖，钱全入了政府的口袋，他们是完全无利可图了！
史学家对其很精辟的一道评论是说王安石“试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来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在当时的世界里任何地方都绝无仅有！”
既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均超越时代，不被容于当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尽管这样的国家调控，在今天的我们来看，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Part.2
王安石的变法，也并非是凭空而来。
在反驳保守派认为“政府放贷收息也是一种恶”的抨击时，他提到了青苗法的取息二分，还比《周礼》记载的“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有五”还便宜些了呢！
可见，政府的低息发放贷款以便民的做法，自古有之。
而他的市易法，更是借鉴了西汉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
和北宋的“忍辱负重”完全不同的境况，西汉汉武帝大肆西征、开疆辟土，我们只是知道有卫青、霍去病等一众青年才俊骁勇善战，成就了大汉帝国，却不知，这背后是一位叫作桑弘羊的人，在默默地经营，帮助汉武帝管好了国家的财政，为不断的西征源源不断地注入财政资金。
王安石想要以桑弘羊为榜样，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注入财富，实现“不加赋而天下用饶”，从而让宋神宗有多余的财力去开疆拓土，重新恢复西部的疆域，重振宋朝雄风。
他也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照搬而已。他在制定法令的过程中，也结合了自己过去十年的地方从政经验。如青苗法，在鄞县执政时，他就推行过类似青苗法的低息借贷，帮助当地百姓度过了灾荒时期，当地百姓感恩至深；在地方为政期间，他也喜欢“下一层调研”，这些都让他的变革设想立足于当时百姓的实际处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对于汉朝桑弘羊的平准法，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的变革让“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平准书》），可惜，都是一等一的史学家，此司马非彼司马。
王安石没有那么幸运，他的政敌、也是《资治通鉴》的撰写者司马光，不仅无法理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背后的原理，更是几乎豪无条件地反对王安石的一切做法，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地步。个性固执偏激到——无可理喻。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之强大，让王安石与他的官员同僚们显得格格不入……
虽然有神宗在背后坐镇，可王安石终究还是孤掌难鸣，更何况来自保守派的“弹衣炮弹”无孔不入，变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指责，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明面上是认为变法“扰民”，而实际上邓广铭先生也认为，他如此地执着反对，根源上是因为司马家族的利益受损。
不止司马光，就连苏辙苏轼，也经不住家里没有杂役可以差遣的苦，公开反对一系列变法。
苏辙说：“ 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民，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苏轼也附和着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
更有甚者，文彦博的一句“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更是道出了统治者的本质立场和出发点。这也是多数时代为官者不为人知的根本立场出发点。
而所有的这一切反对势力背后，最大的boss却是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他们身后是外戚和皇族的势力。
据说两位太后曾多次跑到神宗面前哭诉变法之危害，若不是宋神宗铁定了心非干出一番事业不可，早就心软了。
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出生在富贵人家，享受惯了有天地收租、乡役使唤的日子，哪里懂得在今天看来，奴役乡民简直就是鲁迅先生说的“直饮人血馒头”？
但独独王安石懂了。早年艰辛的生活经历，和后来沉重的家庭负担，让他早早就明白了从长远利益来看，只有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生活富足，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富强。出身和生活经历，加上过目不忘的聪慧灵动博学，决定了他有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预见性”和超强性，以及“变革的彻底性”。他不甘心于此。
他想要改变和改造，他对抗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制度肌瘤和人心惶惶，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寂寞中苦苦煎熬，像一个勇往直前的圣斗士，遇佛杀佛，试图凭借他为自己架构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杀出一条血路，还大众一个更好的时代，再现尧舜时的盛况……
他们都以为他是在为普通大众们鞠躬尽瘁，其实最后的最后，他是在为这个北宋王朝的百年基业而未雨绸缪，可惜，当时懂的人太少了。
而时隔800年后，又一位清醒者梁启超先生感同身受，看懂了王安石的变革是多么的超前且彻底，他不由地赞叹，其大刀阔斧之势堪比“法国大革命”。要知道，“法国大革命”可是被黑格尔誉为“人类一次辉煌的日出”的法国大革命，其变革之彻底，世界上绝无仅有。
他也看到了王安石变法遭遇巨大阻力的背后本质，不过是为了一个“自利”罢了：“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辈，而挠之者必众矣。果也当时所谓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则不外出于自利。”
Part.3
为了改变机构冗余、决策低下的问题，王安石建议神宗设立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所有的变法决策皆从此出。
仅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成立，就足以在京城炸开了锅。一夜之间，一个全新的机构取代了三司，以及三司之上的两府，成为最高立法理财决策机构，试想，被架空后的三司两府负责人有多大的心理阴影面积？能不第一时间站出来据理力争、要求恢复旧制吗？
朝堂之上，一场又一场面红耳赤的辩论是难以避免了！神宗也是在反对变法和变法派之间“虚以委蛇”，好在好在，他看似“公平公正”地多方听取意见，但实际上，内心早已经妥妥地倒在了王安石这边，他是坚定的新法支持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认为，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宋太祖以来，考虑到皇帝高度的集权，为了限制皇权过大犯下的过错，特地设立了谏官制度，而在王安石坚定“专权”推行变法的形势下，一时之间，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策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
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中提到，从北宋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范心态……
于是乎，发展到后来，北宋时期来自官员身上的那抹“书生意气”和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功利主义，“官员开始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官员因而越来越接近于商人……
所以，很多别有用心者以此污蔑王安石是以一己之私欲，迎合神宗以求掌控权势、排除异己的推想，更有甚者，认为“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各有各的立场，但都未免陷入了后来的“现实功利主义”的士大夫典型心态罢了！
简言之，不过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个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在乎功名利禄，一心只想拯救大宋王朝、使自己成为“经世致用”、名垂史册的叫做王安石的人，不仅心比天高而且雷厉风行，真正做到了心到 、眼到、手到。其实，真正了解他的人能明白，这个人其实已经心高气傲到了，完全不屑于去谋划这么些“小人之心”或是“一己之私”。
事实上，对于宋太祖建立的这个所谓的宽松言论环境，著名的历史学家张荫麟讲出了“大实话”：
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的过度宽容，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光荣。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到它被打消为止。范仲淹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空气里失败的。《西南联大国史课》
Part.4
多少人，活在当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不知不觉成为了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阻碍者。
变法的阻力、反对声音何以如此之大？一言以概之，不过是：利字头上一把刀罢了！
如果一定要站在道德的高度去审视，是这些人，过于鼠目寸光了。
王安石胆敢在连皇帝也奈何不得的皇族、豪绅、士大夫身上动刀动枪，与“大势”做对，无异于“以卵击石”，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可是他仍然许之以期望，用之以全力。整个人和身心豁了出去地，要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想要逆转这时局，这份决心和毅力，大概也是神宗在变法之初愿意托付于全身心的原因吧！
可悲的是，这些的士大夫豪绅，不是明摆着说“你变革的方案可行只是不能随便动了我的利益”，而是冠冕堂皇地动辄拿“祖宗家法”来压倒人，说着说着，连他们自己也被自己感动到了，连神宗都不得不顶着“不尊祖制”的巨大精神压力，几次动摇，差点放弃。
司马光、曾公亮、韩琦等当朝重臣们，无不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众口铄金之下，王安石百口莫辩，终究是活成了北宋王朝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朝末世一位孤独的逆行者。
变法的过程中有几多艰辛？短短的变法六七年间，他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不得不数次提交告老还乡的辞呈，准备撒手不干。中间经历了两次实质意义上的罢相。
第一次罢相是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变法的第五个年头，因为青苗法引起的争议，加上天灾频繁，神宗在变法上出现了动摇。于是乎，王安石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决议请辞暂时“避嫌”，但变法的策略继续，神宗和王安石在变法的“蜜月期”并未结束，且短短十个月后，宋神宗就发现非王安石不可，又匆匆将他召了回来。
只是，让王安石意外的是，这次回来之后，两人的关系却渐渐不复往昔。王安石发现，对于自己的劝诫，那个曾经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神宗，如今只能听之“五六”就不错了，有时候因为不同意，宋神宗甚至对其劝诫充耳不闻，转而“顾左右而言他”。
到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夕，几乎已经完全处在了“孤立”的状态：不仅和神宗“貌合神离”，还屡屡被“战友”吕惠卿暗中出卖。据说，吕惠卿因为怕王安石回归挤占了他的相位，暗中“挑拨”他与神宗的关系，公布了王安石日常的私人书信，其中有一封“勿使上知”的用词，导致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危机。但史学家张荫麟说，“发私信一书，并无确据”。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再次离去之前，变法派自己内部确实已经出现了瓦解的状态。
这一次离去，神宗虽然也曾数次挽留，但旁人都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挽留了，加上王安石因为儿子王雱突然病逝，心如死灰，此次也是去意决绝……
1076年，王安石罢相任江宁知府。这一年，他已57岁，而宋神宗正迎来他的“而立之年”。
任江宁知府一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又辞去所有职务，远离这朝堂是非之地，隐遁逍遥于江河湖海之中数十年。
也是那一段放手的日子里，他真正静下心来，去欣赏才子苏轼的才情，两人多次约见畅谈，过往的是是非非，都付诸笑谈中。此时的王安石，才真正学会了放下。
只是，对他，是放下和释怀；但是，对那个时代，却是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就像西汉王朝，汉武帝逝去之后，霍光专权，西汉政权陷入党争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而桑弘羊也最终因为站在霍光的对立面而以谋反罪被杀，结局并不美妙。
但反之，失去了对一心为国、大胆变革的政治兼财政专家的包容成长之环境，这个政权也很快便失去了生命力。
果不其然。当37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变法便嘎然而止；不仅如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任命司马光任相位之后，司马光不问青红皂白，竟将推行了十多年的变法，悉数推翻。
其实，变法中还是有不少利民利国的方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的一些积弊。得知结果的王安石气得躺在了病床上，第二年便含恨而逝。谈及此，张荫麟先生无不痛心疾首地说：
“一个被宫墙圈禁了五十年地老妇人（她自幼养在宫中）和一个被成见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绅士，同心合力，挥着政府的锄头，期年之间，硬是把神宗和安石辛苦营构的成绩芟除得根株尽绝。”（《西南联大国史课》）
Part.5
最后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个有趣又悲伤的故事吧！
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上，有一个曾经繁荣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岛屿——复活节岛。岛屿上依然矗立着几百上千年前人们修建的巨石像，但这些大大小小、高矮参差不齐的石像，具体是用来做什么，迄今也没有一个统一而确切的答案。
只是，这一番同样的景象，在不同的人眼里，解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BBC著名的制片人大卫·爱登堡看来，这些“令人惊叹的石像，生动地体现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艺术技巧“。这是基于由衷的对古人类文明的赞叹呢？还是仅仅是因为客套的礼貌用词？
可面对同样静默的巨石像，另一位纪录片的制作人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却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失败证据，而非“惊叹”和“成功”。而显然，后者更为深刻，发人警醒：
“关于这些石像的关键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都一个模样？你看到他们坐在那里，就像第欧根尼坐在他的桶里，用他们空荡荡的眼窝望向天空，看着太阳和星星经过头顶的天空，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他们……当荷兰人在1722年的复活节星期日发现这个小岛时，他们说这个地方足以成为人间天堂。但它不是这样，人间天堂不是由这种空洞的重复制品构成的……”《人之上升》（1973年）
试着想象一下：复活节岛曾经是一个静态的“微型世界”，岛民们在这个世界里曾经“生活得很好”，他们因而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玩耍”。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找到了堆石像这样一项有趣的娱乐活动，一时之间引起了轰动，于是渐渐地，这项活动成为了岛民们打发时间的“潮流游戏”。
因为游戏的普及度越来越高，人们又开发出了新的游戏规则：如比高高。于是，人们开始竞先寻找巨石，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年一度，都有那么一个盛大的节日，规则的制定者要举办一次评选大会，最后来奖励当年的获胜者。
在这个群体集体覆灭之前，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里，他们都在埋头、或独自、或群体合作，干得热火朝天，就为了把那块巨大的石头竖立起来，插入云霄，以此为美……
和大多数努力向上的人类一样，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乐此不彼，看似充实而有意义地生活着……
在这期间，一定也有个别的“异类”挺身而出，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试图改变，但从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必定要被群起而攻之，要么被“沉默”了，要么被“投海”了，也有可能是“出走”了……但终究没能改变什么。
最终，他们没能在时间的长河里找到维持种族繁衍的“玫瑰”。岛上有限的食物消耗殆尽了，也许是用来吸引物种生存的山石，也均被开采殆尽了；甚至于，为了得到一块最高的石像，用来遮风挡雨的山洞也被破坏了……
终于到了那一天：一个巨大的海浪扑面而来，因为毫无遮挡，这滔天巨浪不再遭遇到大山的阻拦，居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古老的文明被淹没在巨大的海浪声中，无人经营的石像倒塌了，而当潮水退却，曾经富饶肥沃的微型世界，变成了荒芜的沙漠。
……
所以，我想说什么来着？
北宋王朝就好比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复活节岛的“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看上去一切都那么地和祥，繁荣的民间商业，纷繁精致的宋代艺术和科技……作为以曹太皇太后、高太后、司马光等为代表的皇族和豪绅士族，他们都是那些满足于堆砌石像的岛民们。而王安石，是那个岛民群里比较“异类”的那一个。
虽然，借力于另一位同类岛民宋神宗的特殊权力，王安石在这个小岛上掀起了一阵阵变革的旋风，但是很快，旋风只是昙花一现，被大多数的岛民们“合力”给驱赶了出去，就像那些“被投海”亦或是“被沉默”的岛民们，未成气候。
一直到一千以后，这股旋风的余威，却刮到了大洋彼岸，在一个美利坚纵合国的地方“着陆”并发酵，拯救了这个正在陷入金融危机漩涡的国家。
这怕是王安石做梦也意想不到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