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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商鞅变法,中国古代其他几次大规模变法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历朝历代都在变法,只是有大有小。而无论大小,却鲜有可见的成功案例。小规模变法,属于小步快跑,即便成功也不显著。大规模变法,属于逆天改命,成功的只有商鞅变法。

之所以都在变法,一是因为后代王朝一定要汲取前代王朝的灭亡教训,“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制度调整一直都在进行时;二是因为发展的烦恼,百废待兴有百废待兴的问题,百业俱兴也有百业俱兴的问题,但这两类问题是质的不同,新老问题切换必然要求变法。

之所以有大有小,是因为形势激荡不同、决心强弱不同、力量大小不同。外部没压力、内心想躺平、说了还不算,那就小修小补过日子;外部压力大、内心想雄起、说了还能算,那就大操大办大变法。但形势、决心和力量这三组变量未必同进同退,往往还各种不同步,于是形势碾压则大厦倾倒、决心满满则无事生非、力量强大则孤独求败,最后要么自己被对手折腾死、要么自己折腾死自己。

之所以鲜有成功,是因为真心太难。大规模变法无异于以人谋天,结果却总是天命难违。“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变法就是谋天之变。而这里所谓的天,完全可以换成一个更现代的说法,叫不确定性。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在统计学上,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最优解,最多只能找到一个最优的概率区间。而一旦涉及到概率问题,那所有成功者,便都是随机漫步的傻瓜。商鞅变法为啥能成功?这个问题连商鞅都回答不出来。

如果我们不关注有没有商鞅这种胜天半子的牛人,而只关注变法实现的条件呢?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认真谈一谈的。

变法是在变制度。而局限于制度本身谈变法成败,却是缘木求鱼。好的制度未必能够推行,甚至未必能够长久绵延;坏的制度也可以累世不息,甚至还经常被重新拾起。所以,谈变法何以成功,必须超越制度本身,而谈人事。

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变法,就是人来创立制度、改订制度。所以,一定要结合这个人事来谈,而不能只顾制度优劣来谈。结合人事谈制度,那变法成功大体需要三个显而易见的条件:

一是原来的权贵阶层腐朽且无能,光腐朽不行,关键还得无能。

二是原来的中下阶层优秀且进取,的确很优秀,但大家都躺平了、甚至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也不行,必须要有野心,野心很重要。

三是变法收益要让大家普遍有感,感觉到收益就行,至于实际上能否能带来更大更多的收益,不重要。

对比商鞅变法,这三个条件就会更清楚一些。

早在春秋时代,秦穆公就曾杀死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个贵族给自己殉葬。这种事,换在山东六国,想都不敢想。秦国贵族的确可以骄奢淫逸,但却逃脱不了给国君殉葬的下场。所以,秦国贵族是否腐朽放在一边儿,却肯定属于无能一波的。

秦国很落后,权贵阶层不行,中下阶层更不行。但是,秦孝公竟玩起了人才引进。从山东六国引进的这些人才,不仅个个才华横溢,秒杀原来权贵,而且个个野心勃勃,都想位列朝堂。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就是普遍有感。当时的秦国人普遍从商鞅变法中感觉到了收益。社会风尚道不拾遗、地方治安山无盗贼、个人生活家给人足,这种收益是人人都能感觉到的。

所以,商鞅变法不仅当时成功,而且后世成功。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却一定要把商鞅路线贯彻到底。历代秦王和秦国庙堂虽然会办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总会回到商鞅路线的大框架下。

商鞅变法,肇始于秦国的发展烦恼。秦国想东出争霸,但死活也出不去。不仅出不去,而且还被魏国怼在门口打,甚至还被打没了半条命。

有了变法动机,也就有了变法动力。关键是秦国变法的动力特别强:一是邻居魏国太强大,自己只能发愤图强,而丝毫不敢躺平;二是秦孝公的决心特别强,为了变法不惜得罪权贵,甚至连亲哥哥亲儿子也照办;三是秦国国君的力量一直比较强,这是山东六国国君根本不能具备的优势。

然后,商鞅真就成功实现了以人谋天,即便后来被权贵们报复而死,也算胜天半子。这是商鞅,而后世变法却没有一个能凑齐这些条件。

西汉变法,汉武帝成功一时。

到汉武帝时期,西汉也遭遇了自己的发展烦恼。地方上的诸侯王、朝堂上的军功集团、边境上的匈奴骑兵,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汉文帝时期就出现了。但解决不了。不是没有解决的意识,而是没有解决的条件。贾谊的《治安策》不仅点明这些问题,而且还给文帝开出了药方。

解决的条件到汉武帝时期才算成熟。一是诸侯王被汉景帝干废半条命,而发展到第三代的军功集团已经普遍堕落;二是中下阶层的人才不仅特别优秀,而且特别之多,汉武帝任性了就杀一波,但回头就能再招一波,人才们前仆后继;三是对内搞集权、对外打匈奴,对于那些野心满满且不想躺平的人来说,非常有感,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这股战国风气一直还在。

但就实际来说,汉武帝的变法收益不算大,甚至怎么算都是亏本买卖。即便变法之时普遍有感,但越到后期越不是那么回事。“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年年打仗、年年花钱、年年死人,而结果却只是引进了一些新物种。所以,西汉变法也就只能成功于汉武帝一时。

曹操变法,死活没法成功。

曹操变法,是直接奔着人事去的。哪些人能上来?很听话的寒门精英。哪些人要下去?不听话的豪门名士。但是,曹操没法成功。首先是豪门名士,不仅没有堕落,而且人才济济。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们的确很腐败,但不能说无能,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在其他朝代封侯拜相。其次是寒门精英,真心没那么多,而且一直不多。西汉初年的军功集团没有垄断知识,东汉以来的豪门士大夫却跟知识捆绑。读书读得好的,全是这伙人;寒门想读书,也没书可读。三是普遍有感就更谈不上了。曹操在当时的人设就不好,不仅在权贵层面不好,而且在中下层面也不好。否则也不会那么多人宁愿追随刘备,也不追随曹操。所以,曹操的这个变法就没法成功。

东晋变法,想都别想。

西晋也搞变法,但西晋变法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回退。西晋不搞集权制,而是真心实意地搞分封制。变法几乎没啥阻力。九品中正制让豪门名士拿到利益,分封司马王也让皇室拿点儿好处,这就没啥不行。但是,自己竟作死作出了八王之乱。这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再犹豫了,必须集权、绝不分权。衣冠南渡后,东晋也搞变法,主要是庾亮变法。变法的重点是解决兵权、财权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太难,兵权控制在流民帅手里,这伙人从来不服管;财权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这伙人从来不买账。所以,变法就是一厢情愿,最后只能失败。至于原因,还是条件不成熟,豪门士大夫肯定腐败,但人才一波接着一波,而且手里真有硬实力,皇帝也奈何不得;寒门精英可以成为盟友,但寒门精英要么躺平要么附庸权贵,关键是人太少;普遍有感更没戏,豪门无感就是普遍无感,在当时,老百姓不重要,重要的是豪门。

北朝到隋唐,解决的不是变法的问题。

变法得变革旧制度、创建新制度。但是,五胡乱华加十六国,北方连个旧制度都给搞没了,也就别谈什么新制度了。所以,北方相当于推倒重来,然后自然演化,在残酷搏杀中杀出了出路。所以,南方还在犹豫是否变法,而北方早就闹起了革命。既然是革命,那就别谈什么权贵精英、寒门精英以及普遍有感了。精英与否、有感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打。

唐朝有两场小修小补的小变法,仅且算作技术性的改革。一场是刘晏改革榷盐法,将盐业的官府专变更为官商分利,这场改革让大唐获得了一笔救命钱。一场是杨炎的两税法,根据土地多少和财产多寡征税,取消原来的租庸调制,这场改革让唐朝以及后世获得了一种财政上的合法性。

宋朝的两场变法,权且算作理想。

南宋虽然也各种折腾,但主要还是技术性的改革,简单说就是在老百姓不造反的情况下如何多收点儿税。所以,不多说了。北宋有两场变法,很重要,一个是范仲淹领衔的庆历新政;一场是王安石领衔的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主要是建立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解决北宋的财政问题。但少花钱就要触动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自然不会同意。所以,也就无疾而终了。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建立在能理财的基础上解决北宋的财政问题。关键是什么叫能理财?一通操作下来,官僚士大夫集团竟分裂为新旧两党。但新旧两党虽然斗得你死我活,却本质上还是一伙人。王安石变法,最后也仍然是技术性层面,没有触及到真正的人事层面。少花钱,就是让官僚士大夫少花钱,这是理想;能理财,但局限在传统制度范畴内就没法理,这更是理想。所以,北宋的变法都是理想。

明清的两场变法,没能跑出老朱画的圈。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从此天下进入到从严的时代。老朱这套制度,对士大夫精英不好,对老百姓也不好,却能顽固地生存下来。清承明制,也没啥太大变动。所以,明清两朝都在朱元璋画定的框架下活着。明朝搞了一次张居正改革,勉强就说改革吧。因为没啥新意。即便如此,士大夫们还是不满意。更多的监管、更少的自由,仅是勉强解决了一点儿实际问题,这谁能满意?清朝搞了一次摊丁入亩,简单说就是人头税不收了,以后只收土地税。但搞不搞摊牌?也就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开始不敢搞、后来一定搞。

自东晋以后,基本都叫改革,说不上变法。因为这些都是在秦制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技术性改良。如果说明清都活在朱元璋画的圈里,那秦以来的历代王朝都活在商鞅画的这个圈里。

而之所以魏晋时期搞过两次变法,主要是因为豪族做大。豪族这伙人不仅号令地方而且遥控朝廷,甚至连皇帝都能换掉。但豪族不是变法给变没的,而是历史给杀没的。五胡乱华搞死一波,隋一南北干废一波,黄巢起义、朱温建梁再加上五代十国,也就基本扫荡干净。

宋以后,为啥鲜有宦官专权了?皇帝要跟豪族搞斗争,才需要培植强大的宦官势力。因为豪族太强,指望魏忠贤那种太监,根本干不过。宋以后,皇帝主要是跟官僚搞斗争,但斗争有限度。官僚不会搞死皇帝,皇帝是自己的合法性来源;皇帝更不能搞死官僚,官僚是自身意志的执行者。有斗争但不激烈,自然没必要培养出东汉和唐朝那种大太监。既然连大太监都不需要,那自然也就不需要大变法。

因此,商鞅变法之后,再无成功变法,也可以说是因为不需要。大家仅是在商鞅变法这个大框架下,小修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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