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明代甚至是中国的法制史上，有一部十分特殊的法律典籍，那就是朱元璋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由案例、峻令、训导相结合的文献。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 成，颁示天下”
“洪武十九年三月 辛未，《御制大诰续编》 成，颁示天下”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 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 ， 是月 ， 大诰武臣。 ……颁之中外， 永为遵守”
我们都知道明朝在取代元朝之后，朱元璋就觉得国家之所以动乱完全是因为元朝过于宽纵，是非常要不得的。所以上位之后的朱元璋加大了管控力度，美其名曰明纲常、正法度、严吏治，也就是说我为了不灭亡我要和你元朝反其道而行，我要严格，极度严格。
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统治者的思想，只要我把你们管控得死死的，你们就无法“胡作非为”，这就是大诰出现的目的。
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大诰本身是有很多重刑律法的，甚至比以前都还要严重，这个和朱元璋屡兴大狱的作风一脉相承，更是朱元璋君主专治强化的结果。
其目标是大明统治下的臣民，还专门让人把这本书安排进学校，成为必修科目，之后更是表明以后科举考试也会从里面出题，乡里每次有什么聚会朝廷都会有专门的人来讲学。一时间全国上下有一股人人都有一本大诰的风气，天下有讲读《大诰》 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 并赐钞遣还。
既然朱元璋要颁布这个律法，那就会是它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所以之后发生的一些违反大诰的案件都是由朱元璋亲自处理的。比如在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 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有等邻里亦行隐藏，不拿到官，同其罪者亦多矣。所在巡检弓兵，受财纵放越境而逃者，同其罪者不少。
如果一看，大诰似乎还是很积极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明代并没有任何明令禁止说要废除，但是这个从朱元璋之后就没有皇帝再用了，为何？因为太过过于严苛，甚至是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了。
一来是因为大诰有的条目已经被收入国家的法律之中，当然这些都是正常的量刑，完善律法。
二来朱允炆上台之后，一改朱元璋滥用严刑酷法的做法，“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依《大明律》 科断，法司遵守，无深文”
之后不管是朱高炽还是其继承人，都开始慢慢修改朱元璋的错误之处，朱高炽还说过，法司论同今后，一依《大明律》 科断，不许深文于戏，君民一体，爱人必务于宽弘，赏罚有经，为国必彰于明信。
并且还专门修改了大诰里面那些绑缚害民官吏赴京的规定，“朝廷建制文武官所以统治军民，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该上司陈告，上司不为准理者，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于是，大诰从一个有实质行为的律法变成照本宣科的工具，“太祖高皇帝大诰三编教民为善去恶， 官民所宜遵守，今天下有司视为文具，乞令讲读，又天下学校皆设提学风宪官，惟云南独以地远未设，乞照例设官。”
甚至在《明史》中关于大诰的介绍都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谈论的，朱元璋苦心思索的“万世之法”就这么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这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刑罚必须要依法而行，但是又要使用得当，如果滥行而无节制只会产生反作用，而大诰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