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一大早，北京城就万人空巷，围观的群众将菜市口围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怀里揣着准备蘸血的馒头。
近午时分，监斩官刚毅坐定，载着“六君子”的囚车缓缓而来，他们被推上了斩头台。
药店鹤年堂老板王圣一对“六君子”打心眼里敬重，早早备好了鹤年堂祖传麻醉药鹤顶血，只要服下此药，犯人就会周身麻木，受刑时不觉疼痛，他从坛中取出鹤顶血，准备分发给“六君子”，但六人无一人接受，在秋阳下肃然而立，仰望苍天。
第一个喋血的是31岁的康广仁，曾做过浙江小吏，因耻于和贪官污吏合流，愤而辞官，助哥哥康有为推行新政，奔走呼号，虽然参与变法，但他不是核心人物，他曾劝康有为不要操之过急，“养成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必当有成，然后议变政，才可望成功”，受刑前的康广仁本想喊话，奈何喉咙被绳子勒紧，无法作声，头颅落下。
第二个是33岁的“官二代”谭嗣同，父亲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洵，谭嗣同的思想甚至比康梁还激进，临刑前他厉目质问刚毅“变法何罪？为何不审而斩？”，刚毅无语，颤颤巍巍地丢下令箭，头颅落地前，谭嗣同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3岁的林旭，他是已逝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女婿，军机大臣廖寿恒为他求情时认为林旭和康有为不是一党，林旭受优待可以着官服受刑，临行前他想要说几句话，但刚毅充耳不闻，抛下令箭，林旭从容就义。
第四个受刑的是49岁的杨深秀，他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官场少有的清醒者，本来被抓的第一拨维新党人没有他，他是随后上书质问慈禧为何囚禁光绪，才被拘捕的，被捕三天即被押赴断头台，因喉头被绳索勒紧，无法出声，慷慨赴死。
第五个受刑的是41岁的杨锐，授内阁中书，是张之洞的门生，张之洞曾多方求情营救，真正冤枉的是杨锐，其实他虽参与变法，但和康有为政见不同，基本上和康梁“乱党”关系不大，他曾写信给张之洞说康有为“谬妄”，变法前他打算发声明说自己和康有为毫无关系，但后来怕影响同僚关系而作罢。虽如此但慈禧太后毫不理会，杨锐临刑前叹息“糊里糊涂地死，真是不瞑目。”
最后一个受刑的是39岁的刘光第，他的情况很复杂，虽然参与变法，还曾以身家性命为康有为担保，但他对维新派和守旧派的争夺非常寒心，被杀后抄家时，在他家中发现了弹劾康有为的奏章尚未写完。他在刑部任官多年，按惯例，犯人自东门出则赦罪，出西门则杀头，囚车一出西门，他就知道必死无疑，临终前他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叹息“吾属死，正气尽”，一向文质彬彬最后一刻表现得异常坚定，刽子手按他不跪，砍下头颅后身躯屹立不倒，围观的百姓惊骇不已，纷纷拿出香表蜡烛为他招魂。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悲凉的帷幕，“六君子”被杀，许多交往过的官员噤若寒蝉，唯恐躲避不及，很多亲朋好友唯恐株连自己，纷纷闭门不出，而“六君子”的尸体却成了烫手的山芋。
康广仁的尸体被暴尸两天，亲人无人收敛，最终被广仁善堂收敛，一口薄薄的棺材，抬到荒郊野外，葬在义冢，广东南海会馆为了纪念他，为他立了一个碑，但是不敢在碑上刻字，一直到八国联军入京，才有人在碑上刻字“南海康广仁之墓”。后来，他的维新好友沈葆之，将他的遗骨葬于家乡。
谭嗣同的父亲因子被免官，家人也不敢收尸，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全程观看了谭嗣同行刑过程，他趁着夜色，用芦苇把谭嗣同的遗体盖上，扛回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又花了60两银子购买了棺材把谭嗣同收敛。第二年，谭嗣同的亲属进京把遗骨送回家乡。
林旭就义后，妻子沈鹊应打算入京收尸，却被家人死死拦住，由于林旭父母早亡，其叔父进京将他收敛运回福州。福州出了如此英雄气概的人物，本该骄傲，按照习俗，棺木可暂放东门地藏寺。但是很多福州的百姓却聚众围攻寺院，不允许在这里停灵，还有人用烧红的铁棍插入棺木中，导致棺木被穿洞无数，林旭妻子两年后郁郁而终，隔了一年，林旭的岳父，任淮扬兵备道的沈瑜庆将女儿女婿合葬，林旭无儿无女，他的弟弟林凯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应用数学会主席林家翘。
杨深秀的遗体由他的长子在同乡帮助下收敛，缝了八大针才将头颅和身体连在一起，由于杨深秀为官清廉，家人不敢也无力排场，只能草草了事。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父亲李徵庸听说六君子之事，赶到菜市口，六人已被斩首，看到谭嗣同怒目圆睁，便替他合上双眼，为杨锐、刘光第买了棺材收敛遗体，出资送他们的家属回乡，他的义举被人称道。
